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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本是夏人 “有辛氏” 国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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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俊江 发表于 2018年7月13日 17:59:4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古来史者多寂寞,成为盘龙历史会员,结交历史爱好者,煮酒论史不亦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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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或许声称殷人不会久居王位,但其目标则正相反,那就是通过一系列的谋略和措施,最终不露痕迹地取夏人而代“商”。
    汤在距离老丈人的“商后都城”(即原来的夏后都城斟鄩)仅有6公里的东北方向建起了一座监控夏人的“大兵营”,(后来发展为“偃师商城”,功用也发生了变化)。两地如此之近的毗邻是颇有意味的。“商王汤”完全可以声称是为了护卫老丈人的“商后都城”,但6公里的距离已经大大突破了“两人之间”应有的“安全距离”,“新商王”只要抬臂一挥,就可以把虚弱垂老的老丈人连同他同样虚弱的“有辛氏”傀儡神权打翻在地。
    其后具体发生了什么,文献实不足征,我们无从知晓。从传统文献的表面信息看,殷人似乎真有可能与有辛氏不留痕迹地融为一体并自然地成为了商朝的主人。但从甲骨卜辞体现出来的完全消除了夏人痕迹的情况看,从二里头城址的突然废弃看,情况一定不是这样。
    有关迹象说明,后来有辛氏不但丢失了“天下大祭司”的“商后”神权,其曾经存在的历史也被彻底抹煞了。而从商朝大约建立于公元前1600年和学界暂时推定的,二里头遗址原城址(斟鄩)废弃于公元前16世纪中叶[34]即公元前1550年前后的迹象看,“有辛氏”在这里最多也就享受了几十年徒有其名的“商后”时日。汤王或其后人最终公开拉下了脸面,开始落实其鸠占鹊巢连环大计的最后步骤。很大可能是在商后和汤王翁婿以及伊尹等人相继去世后,亲情上的心理障碍已近消失,而殷、商两族的权力之争与相互猜忌逐渐明显并趋于公开化的情况下,甚至是在有辛氏不自量力地企图铲除殷人(有辛氏贵族也是有着自己如意算盘的)的情况下“势在必然”且“顺理成章”地完成的。
    在盘庚迁殷之前,殷人早已正式且永远地独占了“商”的国号,并且剥夺了有辛氏用“商”的权利。有辛氏最终不但丢掉了“商后”的地位,也丢掉了自己本来的族徽国号。甚至连以“辛”为氏的资格都可能被剥夺了。因为“辛”已成为殷人独享的“王族徽记”。这一点从有辛氏与殷人前期的密切关系和盘庚迁殷后商代甲骨文资料体现出来的“商时辛姓于史书鲜见”[35]的情况可以概估。
    周革殷命后,有辛氏重新获得了以“辛”为氏的权利。但此时,“辛”字已由于殷人的缘故变成了“有罪标记”,而有辛氏先王因权欲而葬送夏人天下的“罪孽”,让身受500年悲凉的有辛氏继续蒙冤——因为周人自认是夏人后裔,在《尚书》有关篇章中频见周人自称“我有夏”“我区夏”之例[36],那么在周人眼里,有辛氏当然是“有夏”的罪人。这样,“辛表有罪”在周朝必然是铁板钉钉、毫无疑议了。于是有辛氏纷纷避“辛”而用“莘”。“艹”恰恰就是在那个时期开始出现的。“辛由莘来说”及“莘氏陕西地望说”大概也是那之后形成的。可见有辛氏在周朝所承受的压力之大、苦难之深重。难免会有“辛氏,苦啊!”之感叹。“辛苦”一词,应由此来。很久以后,辛氏又多有去“莘”之“艹”而恢复用“辛”者,于是便形成了“辛氏之‘辛’源自于‘莘’”这样违背文字发展规律的印象。
    “商”是民族称号,“商”字应反映族徽图腾。然而,这个族徽图腾字,却怎么也和殷人的“姓氏”或族源传说挂不起钩来(有殷人“子”姓之说;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之说)。很多人曾经做过努力,但皆归于徒劳。而一旦将“商”字与有辛氏挂起钩来,一切将顺理成章。
如今,历史只留下了殷人是商朝主人的相关故事,有辛氏曾跃身为商朝初年的“商后氏”,并一度成为“正统商后”的情形,则在历史的记载中没有留下丝毫痕迹。这,正是殷人希望的。
    任何一个统治族群,都会极力美化自己的历史,强调自己血统的神圣。所以殷人是不愿意让后人知道上述历史真相的。从今天的情况看,殷人的目的是达到了,但从“周革殷命”之后周人不愿称“殷”为“商”的情况看,当时还保留着相关的历史记忆。
郭沫若先生指出:“根据卜辞的记载来看,殷人自己自始至终都称为商而不自称为殷的。……周人称商为衣、为殷,大约是出于敌忾”[37]笔者曾以为初得天下的周人会忌惮“商”字中的“王者气象”。现在看来,有可能是因为知道其“底细”的缘故。“衣”“殷”“因”古音相同,以“衣”“殷”名之,或许是指其“衣”他人之皮、“因”他人国号、冒领他人天命天佑之义。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以“殷”或“殷商”称殷人之“商”似乎都是一种积习。而这种积习即应与前述之上古甄别结论有关。
    而这一切,本是殷人极力想在人们记忆中彻底抹去的。
    这就使人不得不重新思考盘庚迁殷更根本的意图了。其中就应包括:在殷人自己的传统根据地上,呈现一个自己的繁荣“商朝”,更容易撇清:一,殷人的大多数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基本因袭于夏人、二,殷人的国号、图腾、王权和古帝之命完全因袭于夏人有辛氏,并可能对其原来的主人进行过残酷镇压的那些不算神圣甚至是自感卑劣的历史,并在撇清上述历史的基础上,尽可能地把华夏文明成果的创造功绩都揽于自己名下。为此,在“迁殷”之前,殷人就需要把能说明上述情况、暴露其真实底细的一切痕迹,做全面而彻底的销毁,包括殷人自己与此相关的一切遗迹遗存和记录资料。而“迁殷”这一民族大迁徙和殷、商、夏旧都旧居的废弃,是销毁以往痕迹的最好机会。这大概就是在此地寻找甲骨文资料比殷墟地区困难的原因。这种销毁所造成的华夏文明脉络完整性的损失应该是极其巨大的。从有辛氏历史存在的彻底湮灭,就可以感知到华夏历史湮灭的程度。
    (殷人)先商文化(以下七垣文化为主)考古资料表明,汤和他“刚从原始社会脱胎出来的落后部落”[38],直到灭夏之前,都没有文字使用和青铜容器制造的历史,“找寻不到一丁点文明的印记”[39]。突兀地出现于二里岗的个别“先商”青铜容器只应理解为殷人与有辛氏通婚联盟的获得物或技术援助。那么殷人怎么会突然创造出如此成熟的甲骨文文字体系,又怎么能突然地创造出繁盛的青铜文明呢?
    毋庸置疑,这一切,都是从夏人手里直接拿来的!也就是说,在殷人“创造”这些文明成果之前,它们就早已存在于那里了。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甲骨文文字体系以及青铜文明,是在夏代就已经走向成熟的。而其主创者就是夏人(包括其先人)。然而,在所见的盘庚迁殷后的商代甲骨文中,却已找不到任何夏人的痕迹。这就足见殷人对夏人历史及有其标记的文化遗存抹煞之彻底。由于这种抹煞,整个中华文明的历史,俨然就是从3600年前殷人“入主”开端的!
    所以,对华夏文明更久远历史的探寻已经因此受到了严重的阻碍,而如果不还这段历史以本来面目,这种阻碍就将继续持续。
    我们揭露这段历史,并不是企图否认当时夏朝统治已走向没落,更不是为了否定殷人改朝换代的势在必然。我们的目标所在,是在夏朝统治没落之前,必然存在的远古华夏文明的曾经辉煌。
    而这就意味着,对中国文字的初创和青铜文明的出现及其繁荣时期的认定,必须大大提前!而其逻辑结果和必然结论的指向则是:
    中华民族有5000年文明史是可信的!




[3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夏商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81页。
[35] 见于辛氏相关谱牒资料。
[36] 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10、387、406页。
[37] 郭沫若:《奴隶制时代》,《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页。
[38] 史仲文、胡晓林:《中国全史•政治卷》,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1年,第49页。
[39] 张渭莲:《商文明的形成》,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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