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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邓朴方:邓小平和周恩来是真正的知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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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龙历史网 发表于 2014年1月11日 18:46:5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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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父亲说,在“文革”中,周总理讲过违心的话,但是人民原谅他。

要讲周总理和我父亲邓小平半个多世纪的友情,一起共同参加革命工作,共同奋斗,确实比较难讲。半个世纪是个很长的时间,提起周总理来,我父亲曾经讲过:“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就在一起住,对于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全国人民都尊重他。”

我父亲和周总理是一块儿到法国勤工俭学的,我父亲是1920年10月份到的,周总理是11月份到的,前后脚。我父亲到了法国以后,开始上学,后来到工厂做工。周总理到了法国以后就已经从事社会活动了。1921年成立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到1922年6月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周总理在执行委员会负责宣传,我父亲参加了这个组织。

1922年父亲只有18岁,在他们旅法的那些人里面,是个小弟弟。

1923年,旅欧少年共产党在巴黎召开了临时代表大会,决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欧名称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周总理当选书记。这次临时代表大会我父亲参加了。据当时有些人回忆,我父亲那时候已经开始参加支部工作。

那个时候的支部工作当然是周总理主要负责,父亲做些辅助性的工作,比如说办《少年》、《赤光》,刻蜡版,做具体工作。根据父亲讲,他大概有半年的时间跟周总理住在一起,朝夕相处,吃得很坏,白水、面包,大家又挤在一起。但是,革命劲头、革命热情非常高,这是一批年轻人。

那个时候,法国的思想比较活跃,各种各样的思潮都有,周总理和我父亲那时都选择了共产主义,而且和其他思想作斗争。这段历史很长了,当事人回忆得不多,就我们知道一点,我父亲很怀念那一段的历程。比如他们有一些共同的习惯,父亲爱看足球,周总理也爱看足球;父亲爱吃那种牛角面包(CRASANG),周总理也喜欢吃;其实那在法国是很普通的食品,但是对他们来说,就是最好的东西了,所以几十年以后他仍然怀念那时的生活。

那时候和他们住在一起的还有李富春、蔡畅。据蔡妈妈回忆:周总理是做全天工作,我父亲和李大章、傅钟这些人都是白天做工,晚上工作,叫做“半脱产”吧。这样的时间大概有一年。1924年9月周总理回国。

我妹妹曾经问过我父亲,在法国的时候和你关系最密切的是谁?父亲想过以后说:“还是总理。我们在一起待的时间很长。”

1927年年底到1928年年初,我父亲和周总理大概有一年半的时间朝夕相处。周总理负责中央的具体事务,中央有什么大事都向他请示。我父亲处理的也是日常工作。政治局的会议父亲列席,但他也有发言权,在会上周总理发言很多,我父亲偶而发言。他们在一块共同生活,共同战斗。他们还有半年多的时间住在一起,周总理和邓妈妈住楼上,父亲那时候已经结婚了,和张锡媛妈妈住在楼下。解放以后蔡妈妈说:那时候哇,经常听到楼下高高兴兴的。后来我妹妹就问父亲:那时候老听到你们那么欢笑。父亲说:“那时候我们年轻嘛,当然高兴了。”

父亲和张锡媛妈妈是在1928年4月结婚的,在婚礼上,周总理,邓妈妈,还有其他人都参加了。当时正是白色恐怖,国民党对中共中央也是下力气来破坏,非常艰难。

父亲和周总理接触多是解放以后。1952年父亲调到北京当副总理,就在周总理的领导之下工作,从1952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父亲一直是作为副总理协助周总理工作。到后来,有时候周总理出国,父亲作为代总理来接替他的工作。这段时间大概十几年。父亲一直都是非常尊重周总理的,他对我父亲我觉得也是另眼看待的。特别是后来父亲做了总书记,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的日常工作。这时候,中央一摊工作,国务院一摊工作,他们俩互相信任,也互相理解,处理问题时互相都有一个默契。我父亲处理事情比较果断,他是小事不管,大事他抓一抓。周恩来主持外事,外事无小事,处理得非常细致,两人合作得非常好。父亲谈到周总理时候,他那种神态呀,都是一种非常尊敬的一种神态。小时候家长还让我们管邓妈妈叫姑妈,因为她也姓邓,但是后来没叫起来。有时候周总理到我们家里来,当然更多的是父亲到总理那儿去。我现在也喜欢看足球,就是受老人家的影响,他那时候经常去看足球,也带着我去,有时候带着其他孩子去。那时候周总理也去看足球。有时候他们在一起散步,有时候礼拜天一块儿到野外去,比如说到十三陵去,去郊游,吃野餐,周总理看到我们这些孩子,他都会很亲热,有时候问我们:“你们家谁管钱啊?”我们说是我妹邓楠管。他就会对邓楠说:“啊!你也是总理啦!你的官儿跟我一样大呀!”他跟我们家的毛毛说:“你是你们家的外交部长!”还问我的弟弟飞飞叫什么名字?听说我弟弟叫“飞飞”,就说:“噢!那你跟我同名啦!”我们才知道周总理曾经有一个用过的笔名叫“飞飞”。在我们这些孩子眼里,周总理是一个和蔼可亲的长者。

周总理对父亲的其他方面也很关心。有一次周总理到我们家去,直接走到屋子里,看到门口没有警卫,就说:“这怎么行啊,门口连个警卫都没有!”后来就在门口给加了一个哨。

我妈妈还给我讲过说:我以前不会吃螃蟹,后来到上海,周总理说:你怎么不吃螃蟹呀?妈妈说:我不会剥。周总理说:那我来教你。他一点点教,怎么把后盖掀开,怎么样把胃拿掉,怎么剥身上的肉,怎么像抽屉一样,一层一层把它剥开。我妈妈学会吃螃蟹是周总理亲自教的。

就我们看到的,周总理和我父亲之间的那种感情,那种友谊,都是很自然的,不是在表面上的,所以我们见到周总理,既有一种尊敬,也有一种亲切的感觉,觉得周总理是亲人这种感觉。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父亲就被打倒了,很多老干部被揪斗,周总理都按毛主席的意思予以保护。当时那个环境非常艰难。

1969年林彪搞“一号通令”,把老干部们都赶出北京,送到外地,我父亲是被下放到江西。最初江西安排他去赣州,周总理知道以后,连续两次给江西省“革委会”有关负责人打电话,说邓小平已经是65岁的人了,身体又不怎么好,最好安排在南昌附近,最好是两层楼,一个院子,楼上由父亲母亲住,楼下由工作人员住,有个院子好散步。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我父亲听了传达,他立刻给中央写了信。1972年1月,陈毅伯伯逝世,谁也没想到毛主席出席了这个追悼会。“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就是要打倒这些老家伙们,也包括我父亲、刘伯承和其他老同志。周总理立刻暗示陈毅的子女,把这个消息传出去。之后,周总理在见新疆代表团的时候,当着江青、姚文元的面说:“林彪就是想打倒老干部,像邓小平啊,要打倒。”有意把这个风散出去。

毛主席决定恢复我父亲的工作,作为周总理来说,他根据毛主席的决策来办事,这个事情他不能多说,但是必要做的该做的他都做。当时周总理处境非常艰难。1972年6月,他批了一个文件,恢复我父亲的工资待遇,同时也批准我到北京来治病。8月,父亲就写了封信给毛主席。毛主席说:邓小平虽然犯了很多错误,错误很严重,但是第一个呢,不是叛徒;第二个是在苏区时,是“毛派”头子,第三个是协助刘伯承打仗有功,第四个是解放以后也不是没做一件好事。周总理得到这个指示以后立刻向政治局传达,并且作为文件来传阅。10月,父亲就已经开始活动了,先后到韶山、井冈山参观,还参观了红都机械厂,江西其他地方,一直到年底。周总理给纪登奎和汪东兴写了一封信,先谈谭震林的事情,让他回北京,后来又谈关于邓小平的事情,毛主席已经提过多次,请他们议个办法出来。12月底,纪登奎、汪东兴正式提出建议,要我父亲恢复副总理的工作。

1973年2月,我父亲得到通知回到北京。这年年初,周总理的病复发,这时候本应该很好治疗,但是,他从1973年2月底到3月初,连续开会,讨论父亲复出问题,连续很多天开会,反复商量。直到3月9日,大概讨论完了,他才向政治局讲明他的病情,请假去治疗。同一天,他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批准了,3月10日,关于邓小平复出的中央文件正式发出。这是周总理为父亲的复出在病中坚持工作的情况。

3月28日,我父亲和李先念一块儿见周总理。警卫跟我讲,当时在人民大会堂,周总理是坐在最边上的靠背椅(不是沙发)上等着,我父亲进来后,周总理立刻站起来,走到我父亲那儿,叫一声“小平同志”,两个人握手,然后才进屋谈话,当时他和李先念一块儿和我父亲谈话。第二天就和我父亲参加毛主席召集的会议。我父亲3月29日见到毛主席。当天晚上,周总理就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安排我父亲工作的问题。这段时间,周总理都在病中,都在治疗之中。

我父亲那时候刚出来,就和母亲一块儿到一些老朋友家里面去串门,当时到了好多老同志家。据妈妈说,4月9日她和父亲到周总理那儿去,周总理在玉泉山养病,也正在做治疗。那天,他们到了玉泉山一下车,邓妈妈就在门口等着,我父亲打过招呼之后,我妈妈激动,忍不住想哭,然后她就和邓妈妈拥抱在一起。他们进屋后,周总理在里面,这是我妈妈被“解放”后第一次见周总理。这时周总理特别交代了一句,他说:“你们要找保健大夫,找吴家的。”他还告诉我妈妈:“卓琳,你这个事不要忘啊!”我想他是对父亲的复出寄予厚望,不但在医疗上做出保证,也在安全上做出了考虑。

4月12日,我父亲第一次露面,是迎接西哈努克亲王的宴会。据有关材料讲,周总理那时候也是刚做完治疗就赶到城里来参加这个宴会的,邓小平出面了,露面了,很多人印象非常深刻。周总理专门把父亲让到前面,给大家介绍,给西哈努克亲王介绍。

周总理是一直希望我父亲能够接替他,特别是他患重病的时候,一个是他对我父亲的了解,他对我父亲当然是非常了解的了,这对他来说,我想这是他的心愿,也是他这几年一直在努力地做的事情。但这个过程非常艰难,一个是他的病情不断加重,一个是外界的压力不断加大。

5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这是我父亲复出后第一次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周总理在会议专门还讲了一段,对邓小平的复出,绝大多数人都是满意的,他特别强调这一点。他做事考虑问题都非常周到的。

但是就在1973年,父亲问题逐步解决的过程当中,周总理也受到了批判。毛主席批评他:“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到了十大召开之前,8月5日,毛主席又提出儒法斗争。8月6日,江青就闹着要把儒法斗争写进十大的报告里面去。周总理说要消化消化。党的十大上,我父亲就作为主席团成员了,在十大当选为中央委员,我父亲复出又往前走了一步。

事情看着好像越来越顺利,但毛主席对周总理又提出批评。从11月中下旬一直到12月初,一直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周总理,江青就讲,这是“十一次路线斗争”,说总理迫不及待。但开完会,主席讲这次会议开得好,但他也批评了江青,说“十一次路线斗争”讲得不对。另外,不是总理迫不及待,是她才迫不及待。然后是毛主席在他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决定父亲恢复政治局委员,恢复军委委员,参加军委的工作,主席还特别讲:“小平同志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是政治局请回来的。小平同志回来,给政治局添了一位秘书长。”父亲当中央秘书长的时候是1927年年底。主席还特别讲了我父亲是“绵里藏针,柔中寓刚”,这样父亲才算是恢复到领导职位上,参加主要领导工作,这时候才正式定下来。

1974年一开年,周总理就开始大量便血,身体明显地坏了。这年1月,他又主持军委会议,落实我父亲参加军委工作,成立军委五人小组。1月底,“四人帮”开始向总理发出新的进攻,开始是批林批孔的动员大会,迟群、谢静宜将矛头对着周总理,批现代的大儒,发动了袭击。2月,毛主席就讲了话,说迟群、小谢讲话有缺点,讲话不宜下发。后来,周总理又根据这一个精神,进行了传达,作出了决议。江青大闹一场。这是1974年“四人帮”第一次向周总理和我父亲发难。

3月,周总理的病情进一步恶化,无论如何应该休息,但是这个时候他恰恰不能休息。4月,毛主席提出,让我父亲参加联大会议。“四人帮”开始不同意,江青大闹政治局。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同意了,她不同意。毛主席给她传话,说是毛主席的意思,她也不答应。最后还是毛主席亲自给她写了一封信,说:“这是我的意见,你以不要反对为好。”这样才把这个风波平息下来。

我父亲出国的事情定下来后,周总理就开始安排我父亲的行程,他顾不上自己病重,从飞机的航线,是飞东线还是飞西线,民航怎么试航,出主意。他提出如果民航没飞过的话,是不是请法航帮帮忙。另外,对父亲的欢送仪式,他也做了精心安排,向毛主席请示,是不是要隆重些,以示我们郑重其事地出去。他还交代,要铺上红地毯,以最高的礼仪规格来欢送我父亲出席联合国大会。在整个欢送过程中,周总理又打起精神,始终鼓掌。我父亲在国外的时候,周总理就一直坚持着不治病。

4月19日,父亲从联大胜利回来,总理又到机场迎接。4月20日,周总理才召见医疗组的成员,谈他的病,紧跟着又是检查、治疗。到了5月30日总理就住院。6月1日,当天施行了一次大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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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鸣先生 发表于 2014年11月19日 23:02:13 | 显示全部楼层
向这两个老政治家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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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ljycsycq 发表于 2014年11月20日 08:33:16 | 显示全部楼层
历史是验证伟人的试金石,把中国推向进步和发展的伟人一定是留芳千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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