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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俄国对华政策的演变与中东铁路的修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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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k123123 发表于 2014年4月6日 13:23:3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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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三国干涉还辽的行动,使清政府对俄国产生了好感。

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俄国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经济渗透是这个时期俄国远东政策的主要特征。为了实现这一战略转移,俄国做了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和中东铁路这两件大事。中东铁路的修筑是俄国推行远东政策的必然产物,标志着其对华政策发生变化。本文主要对日俄战争爆发前俄国攫取中东铁路权益的政治、经济和外交准备,中东铁路的修筑对远东国际关系的影响进行梳理和分析。

一、俄国攫取中东铁路权益的政治准备

19世纪末,中国和朝鲜是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角逐的重要对象。俄国在侵占中国东北大片领土以后,又制定了远东政策,视朝鲜为其实现在远东政治利益的关键。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既是俄国远东政策的产物,又是俄国执行远东政策的工具。日本认为,俄国修筑铁路相当于在西伯利亚增加了强大的兵力,朝鲜将被划入俄国版图,因而极力鼓吹加速扩军备战。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通过实行“富国强兵”基本国策,崛起于亚洲,资本主义飞速发展。到19世纪70—80年代,日本政府制定了以侵占朝鲜及中国、夺取原料和产品销售市场为首要目标的大陆政策。这个时期,俄日正面接触少,远东政策和大陆政策处于平行发展阶段。1891年俄国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修建,使日本的扩张野心遇到挑战。这样,俄国的远东政策与日本的大陆政策发生矛盾和冲突。此前俄国在远东的主要对手是英国,而在朝鲜半岛,与日本又争夺又勾结。在列强当中,除法国外,英国、美国和德国均支持日本抵制俄国的扩张。

正当日本积极筹划和准备对外战争时,1894年1月,朝鲜南部爆发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很快蔓延到朝鲜全境。依据传统,朝鲜请求清政府派兵“助剿”。朝鲜内乱,给早就蓄谋发动侵略战争的日本以可乘之机。

日本政府经过一番密谋策划之后,在1894年6月9日清军刚到达牙山之时,就已经在仁川登陆,扼守险要,掌握了发动战争的主动权。

6月中旬以后,面对日本的挑战,清政府认识到战争不可避免,令北洋大臣李鸿章备战,遏制日本的侵略。然而,李鸿章竭力诱使列强出面干涉,力主避战求和。为促使日本从朝鲜撤兵,并避免一场一触即发的战争,李鸿章决定请求俄国出面干涉。俄国感到如果日本侵略朝鲜,是对自己在远东扩张的一个威胁,因而同意进行干涉。以吉尔斯①为首的俄国外交部经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授权做好了外交干涉日本军事行动的准备。但是,俄国为了借日本港口作军舰过冬泊地,当后者保证“无意侵占朝鲜”后,则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公开表示不干涉中日纠纷。其实,俄国的所谓“不干涉”政策②,并非真正的不介入,只是等待时机而已。俄国虽然对朝鲜垂涎三尺,但毕竟心有余而力不足。究其原因,一则,西伯利亚大铁路正在建设之中,且贝加尔湖以东的贝加尔环线和阿穆尔线尚未动工,远东交通不便,除海军外,陆军大量调动尚有困难,即军事实力不足;二则,俄国政府虽大力扶植远东移民,但远东开发刚刚起步,经济落后,人烟稀少,经济基础薄弱,俄国存在后顾之忧。在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俄国不希望与英、日发生正面冲突,而是利用日本牵制英、美,不得不将朝鲜问题置于次要地位。于是,李鸿章又转求于英国。但是,英国出面调停的希望也落空了。后来,李鸿章又求救于德、法、美等国,均遭拒绝。这样,中国军队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1894年7月25日,日本不宣而战,偷袭丰岛海面的清政府租用的运兵船,引爆了甲午战争。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对这场战争的起因进行了基本符合事实的说明:“日本之进行战争是我们开始建筑西伯利亚铁道的后果。欧洲列强及日本大概都意识到不久的将来就要瓜分中国,他们认为在瓜分时由于西伯利亚铁道,我们的机会便大大增加。日本的敌对行动主要是针对我们的。”③

战争爆发后,日军在海上和陆上都占有优势。中日双方先后在平壤黄海海面、辽东半岛、威海卫进行海陆作战,最后旅顺、大连被日军占领,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清政府被迫求和。

1895年4月17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和首相伊藤博文胁迫李鸿章在日本马关(今下关)签订《马关条约》,结束了甲午战争。

《马关条约》是日本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反映了帝国主义资本输出、分割世界的侵略要求,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扩大了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侵略和压迫,从此,民族危机日益加重。《马关条约》的签订,满足了帝国主义对华掠夺的需要,助长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气焰。同时,日本攫取了朝鲜和辽东半岛,由一个受西方列强压迫的国家,一跃成为亚洲强国,打破了战前远东的中日均势。作为日本近代史上的一个里程碑,《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军国主义更加贪得无厌,咄咄逼人,使帝国主义列强在远东的矛盾更加尖锐。日本侵略势力的增强,威胁了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远东的利益,尤其妨碍了俄国吞并中国东北、称霸远东的计划,导致俄国带头干涉还辽,日俄因此交恶。

早在1895年2月1日,当战局急转直下、中国失败已成定局之时,俄国政府便急不可待地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当前形势下俄国应采取的措施。会议做出两项决定:(1)加强俄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实力,以对日本构成足够的军事压力;(2)联络西方列强主要是法国,在外交上对日本施加压力。这次会议后,俄国调集地中海舰队前往远东,同太平洋舰队合并,俄国在远东的海上实力大增。

日军入侵中国东北,引起俄国高层的恐慌。御前大臣拉姆兹多夫在日志中写道:“我们驻中国公使卡西尼④伯爵2月3(15)日的电报把局势描绘得非常阴暗。在不远的将来可以预见王朝被推翻、帝国彻底崩溃和外国杀戮,如果不能立即应对战争后果的话。”⑤日本割占辽东半岛,不仅直接危及西方列强在远东保持的均势,而且还使日本在争夺对中国的控制权方面处于有利地位。因此列强多有干涉之意,俄国最盛。在俄国看来,日本占领辽东不仅可以使其在与俄国争夺中国东北中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更为严重的是,使俄国的远东及西伯利亚大铁路受到威胁。当俄国获悉中国准备割让辽东半岛时,外交大臣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⑥即于4月6日上奏沙皇:“日本所提和约条件中的最引人注意的无疑是他们完全占领旅顺口所在的半岛;此种占领会经常威胁北京,甚至威胁要宣布独立的朝鲜;同时由我国利益来看,此种占领是最不惬意的事实。假使我们决定要求日本放弃此种条件时,将发生一个问题,假使他们拒绝我们的要求,我们是否采取强迫措施或在此种情况能指望和其他强国共同行动?”⑦洛巴诺夫更是露骨地说:“我们的目的可能是双重的,我们要在太平洋上获得一个不冻港,为便利西伯利亚铁道的修筑起见,我们必须兼并满洲的若干部分。”⑧财政大臣维特也说:“如果我们现在让日本人进入满洲,那么,为了保护我们的属地和西伯利亚大铁路,就需要几十万军队和大大扩充我们的海军,因为我们迟早免不了同日本人发生冲突。”⑨因为,日本一旦占领辽东半岛,“未来的西伯利亚大铁道和俄国的远东将受到威胁”⑩。显然,如果日本的计划得逞,俄国的远东政策必然受到沉重打击。同时,维特的言论也说明,日本发动甲午战争与俄国修筑西伯利亚大铁路密切相关,这是不争的事实。俄国后来在中国修筑中东铁路并长期霸占旅顺、大连,其目的之一就是抵制日本向中国东北的扩张。

沙皇俄国侵占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大片领土后,即把中国东北作为其下一个要攫取的目标,所以对日本割让辽东半岛表示强烈反对。就在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的当天,由俄国首先发难,并勾结德、法两国,正式提出对日本进行干涉,甚至计划三国对日本采取共同军事行动,切断远征中国的日军与日本国内的全部交通。

对俄国的提议,德国表示同意。德俄两国素有矛盾,德国曾千方百计地唆使中国反对俄国。德国竭力促使中国抵制俄国在满洲修建铁路,并企图说服清朝政府将满洲铁路修建工程交由德国企业承担。1892年,俄国驻北京公使卡西尼报告说:“好几年来,德国在北京的全部政策完全是为了破坏我国和中国政府的关系,损害我国的威信和唆使欧洲其他国家的代表反对我们。”(11)德国是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之所以支持俄国对日本的要求,实际包藏多种用意。第一,俄国干涉日本,把矛头转向远东,势必削弱俄在欧洲的势力,从而可以减轻俄国在德国东部国境所施加的压力。第二,德国感到自己在远东的商业利益因日本势力在中国的增强而蒙受损失,干涉日本则有助于自己在今后瓜分中国的问题上取得发言权,扩张德国在远东的侵略势力,并可借口干涉有功向清政府索取报酬,以谋求在中国沿海获得一港湾。第三,“想与俄国改善关系,并想通过率先赞同干涉,离间俄法同盟关系”(12)。德国虽然在“建议”日本归还辽东方面表现得颇为积极,但决不希望俄国强大起来。德国国内有人指出,德国在远东的伙伴应该是日本,而非俄国。天主教的《德意志报》、自由党的《弗西什报》和《法兰克福人报》坚决反对德国政府对中国问题进行积极的干涉。就连被视为俾斯麦机关报的《汉堡新闻》也呼吁德国严守中立,避免恶化对日关系。1892年俄法建立军事同盟,俄国借助法国资本,扩大在华势力。法国作为俄国的盟国,必须同心协力,采取一致的步调。同时,法国也感到了日本威胁其在中国的利益,欲借俄国政治势力扩大在华投资,企图在干涉还辽中谋取侵华权益。所以,法国也表示同意参与干涉。

这时的日本经过侵略战争的消耗,国库空虚,军备缺乏,不仅无法对付三国,就是单独对付俄国也无把握。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日本于5月5日向三国正式宣布接受劝告,同意放弃辽东半岛。5月8日,中日交换了批准书,《马关条约》开始生效。11月8日,按照俄、德、法三国事先与日本的约定,日本与中国在北京签订了《辽南条约》,中国以3000万两白银赎回辽东半岛。至此,持续半年多的三国干涉还辽终告结束。

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暴露无遗,帝国主义国家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在这种形势下,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活动更是明火执仗。在中国东北修筑铁路,对俄国同日本争夺远东至关重要,而要修建铁路,须先夺占东北。三国干涉还辽对中国、俄国、日本以及远东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通过干涉还辽,战前远东的中日均势格局被西方和日本共同主宰的新局面所取代,这是其一。其二是,俄国争夺远东霸权的重点由朝鲜转到中国东北,与日本的大陆政策发生矛盾。日本对俄国的敌意迅速增长,日本积极寻求同盟国以加强争夺远东的优势,最终导致1904年日俄战争的爆发。其三是,中国对俄政策出现变化,俄国以“大救星”的形象,赢得了中国的“好感”,以李鸿章为首的亲俄派势力对清政府的控制大大加强。维特曾说过,俄国对日本进行干涉后,“他(俄国——作者注)就成为中国的救星,中国会因此对圣彼得堡做出让步,其中包括同意西伯利亚大铁路穿越满洲”(13)。实际上,在三国干涉还辽事件中,德法帮了俄国的大忙。尽管德法趁火打劫也捞取了不少利益,但俄国是最大的赢家。通过这次干涉行动,俄国阻止了日本向大陆的扩张,还为其日后霸占辽东半岛铺平了道路。显然,俄国带头干涉还辽的根本目的在于,以“还辽有功”向中国谋取更大的政治经济利益。三国成功干涉还辽,说明俄国已经完成了攫取我国东北铁路权益的政治准备,即获得了西伯利亚大铁路阿穆尔段通过我国北部修筑直达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铁路的特权。俄国还想借助这一有利时机,进行夺取路权的经济准备工作,这就是向清政府贷款和成立华俄道胜银行,企图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1896年,俄国同清政府签订《中俄密约》,达到了在中国北部修筑铁路的目的。此外,俄国还于1898年通过与清政府签订《旅大租地条约》和《旅大租地续约》,为其霸占辽东半岛铺平了道路。

二、俄国攫取中东铁路权益的经济准备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国家加快了对外经济扩张的步伐,采取的主要手段就是用过剩的资本向他国投资或贷款。《马关条约》规定中国“赔偿”日本军费白银2亿两,再加上赎辽费3000万两,共为2.3亿两白银。第1期交8000万两,第2期交5000万两,6个月为1期,余款3年内付清。当时中国财政状况已经十分困难,每年财政收入不过8000余万两,除了举借外债之外,别无他法。这对列强来说,是资本输出的绝好机会。于是,俄、法、英、德、美各国争先恐后地向清政府承揽借款,资本输出成为这一时期列强控制和掠夺中国的一个显著特点。

中国最初准备通过总税务司赫德(14)向英国汇丰银行借款,因为英国人赫德把持中国海关多年,而历来借款均由海关作保。英国原打算与法国和德国组成银行团,联合为中国提供贷款。但三国在磋商筹资过程中发生矛盾,未能达成协议,遂使联合贷款之议搁浅。英、法、德三国之间的分歧,给俄国插手贷款的机会。当俄国得知英国计划给中国贷款事宜之后,立即以干涉日本还辽有功为由,横加阻拦。1895年5月3日,三国干涉还辽尚在进行中,俄国外交大臣洛巴诺夫约见中国驻俄公使许景澄,他说:“闻中国拟将偿费借付日本,此事俄国户部已筹良策,有益中国,予备询商。乃闻欲向不肯合劝(还辽)之英国商借,颇觉诧异。特请代达国家,应先商俄国,方见交谊。”(15)这时,日本政府对俄、法、德三国干涉还辽尚未最后答复,清政府害怕得罪俄国,决定放弃向英国借款的计划,准备同俄国交涉借款问题。“俄国就这样登上了争揽对华贷款权的历史舞台。俄国一登台,关于成立国际银行团的谈判迅即流产,俄国成了这次贷款的主宰。”(16)

三国干涉还辽的行动,使清政府对俄国产生了好感。但干涉日本还辽毕竟还有法、德两国,当俄国提出向中国贷款时,法国和德国也正在同中国接洽贷款事宜。可是,俄国态度甚为蛮横,洛巴诺夫就曾提出“分借不如不借”。俄国不仅不同意英国参加贷款,也不同意法、德二国参加贷款,意欲垄断借款。

然而,俄国经济落后,在列强中是个穷国,本国财力无法独揽这一大笔贷款,加之正在建设之中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尚需巨额资金,1891年至1893年灾荒更使其财政雪上加霜,从1894年至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政府财政连年赤字,少则几千万,多时甚至达到3亿卢布。俄国本身并无可供输出的资本,想独揽对中国的借款谈何容易。为了不错失从政治上、经济上控制中国的机会,俄国在排斥英国和德国的情况下,不得不同拥有大量高利贷资金的法国勾结。法国之所以给俄国以财政支持,是因为深信在政治上会得到俄国的鼎力相助。如果俄国出兵远东,其在欧洲的军事力量势必削弱,法国将无力单独对抗英德联盟。另外,法国在对华扩张中敌不过英国,愿意出资同拥有强大军事力量并对清政府具有巨大政治影响的俄国合作,开辟远东的投资场所,同列强进行争霸。法国的想法是对的,在之后一段时期远东国际政治中,法俄同盟在远东外交格局的形成过程中确实发挥了重大的作用。面对国内的巨大财政压力,俄国对外要推行远东政策,只得借助法国资本,以经济手段“和平”征服中国,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点。

1895年7月6日,在俄国威逼下,许景澄代表中国在圣彼得堡同6家法国银行和4家俄国银行代表签订了《四厘借款合同》。合同规定:借款总额为4亿法郎(合白银1亿两),其中俄国银行承担1.5亿法郎,法国银行承担2.5亿法郎;折扣94.125;年息4厘;以海关收入作担保;分36年还清。

俄国对华贷款是其帝国主义经济政策的第一次出笼,是资本输出方式的侵略,具有历史必然性。俄国对华贷款,利率高,折扣大,附有政治条件,大大增强了俄国在中国的政治势力。赫德对“四厘借款”有一个比较公正的评价:“中国方面因为过度地感激正在把俄国的金融枷锁套在自己的颈上。”(17)《四厘借款合同》的签订,为俄国诱骗中国合办华俄道胜银行提供了条件。

海关收入是清政府的一项主要财政收入,每年税收2000多万两白银。俄国和法国之所以在《四厘借款合同》中规定清政府以中国海关收入作抵押,主要是想控制中国财政,不仅可以大大降低对华贷款的风险,更重要的是,可以垄断中国的对外贸易。但是,中国海关一直控制在英国人手里,俄法感到靠不住。为了既能对中国的国债实行管理,又能监督中国偿还债务,俄国和法国计划建立一个凌驾于海关之上的俄法银行团联合组织。

俄国财政大臣维特认为,这家银行应得到俄国政府的直接庇护,拥有广泛的权利,可在东亚各国开展活动,除一般银行业务之外,可以从事贸易、货运、开展为中国国库服务的各项业务(包括征收赋税和发行货币),获取在中国修建铁路和架设电线的租让权等,其目的在于“巩固俄国在华的经济势力,以便与英国人主要由于实际攫取了海关管理权而在中国占有的极其重要的地位相抗衡”(18)。由于俄国经济实力不足,维特故技重演,鼓动法国参与他打算成立的银行。在《四厘借款合同》签订的第二天,维特即邀请参与借款的三位法国银行家商谈成立合资银行的有关事宜。法国银行家正为俄法对华贷款利息只有四厘(希望获得五厘)而“惋惜”,对维特的提议欣然应允。这时,法国同英国、德国的关系不甚融洽,正好可以借助俄国的政治势力扩张自己在中国的经济影响。俄、法两国银行家经过谈判,于1895年12月5日达成协议,一致同意合资组建华俄银行(中国习惯称为“华俄道胜银行”),并决定由俄国西伯利亚大铁路委员会负责起草银行章程。

华俄道胜银行由一家俄国银行和4家法国银行组成,总行设在圣彼得堡,1897年在巴黎设分行,1896年2月起在远东各国和地区设分支机构,而以在中国的分支机构为最多,分别设在上海、北京、天津、哈尔滨、大连、满洲里等地。华俄道胜银行创建时股本为600万卢布,法国占5/8,即375万卢布,俄国占3/8,即225万卢布。而8名董事中,法国占3名,俄国占5名,董事长系俄国公爵乌赫托姆斯基(19)。此人与俄国沙皇关系甚密,又是财政大臣维特的好友。总经理为俄国圣彼得堡国际商业银行总经理罗特施泰英(20),是华俄道胜银行的真正行长和支配者。

华俄道胜银行既然是为掠夺中国而设,就必然要让中国加入其中。1896年6月,《中俄密约》刚刚签订,俄国就派乌赫托姆斯基来北京活动,商议将银行改为中外合办,拉清廷入伙。为了与俄国“合办”银行、建造中东铁路,9月8日,中方派员赴柏林与俄方签订入股合同。合同规定,中国政府入股库平银500万两,由华俄道胜银行在四厘借款内扣拨。这笔钱当时约合756.2万卢布,先交7/10,计350万两,合475.476万卢布。中国投资占该行总资本的70%左右,超过初建时的资本金,但是,却从来没有向银行董事会派过一名董事。1898年,董事会成员扩至11人,俄、法两国各增加一名董事,中国仍被拒之门外。虽然入股合同规定银行的报告须随时呈交中国查核,但从未报送过。俄国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中惨败以后,在中国东北南部的特权被日本攫取,华俄道胜银行经营活动受到极大影响。为摆脱困境,经俄国政府批准,1910年6月,华俄道胜银行与另一家有法国大量持股的俄国银行——北方银行(又称大北银行)合并,更名为俄亚银行,于当年10月正式对外营业,但中文名称仍沿用华俄道胜银行旧称。俄国不但没有将华俄道胜银行改组知照中国政府,而且事前未经清政府同意就擅自将中国500万两白银的股本改为350万两。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在当年9月获悉华俄道胜银行改组的消息后,也未及时交涉。直到华俄道胜银行与北方银行合并1个多月后的11月21日,清政府才收到有关两行合并及中国股本变更的函件。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苏维埃政权实行银行国有化,俄国境内的华俄道胜银行总行和分行共80余处资产均被苏俄政府收归国有;境外的华俄道胜银行机构因苏维埃政权一时难以收回,虽继续维持营业,但经营状况日渐衰落。大多数俄国董事离俄赴法,在巴黎重新组织董事会,并于1920年改巴黎分行为总行。1926年9月,华俄道胜银行巴黎总行因外汇投机失败而停业清理,在华各分支机构亦随之关闭。

华俄道胜银行名义上为中、俄、法合资,以私人资本为主,实际上是俄国财政部的一个变相的分支机构,不过是替俄国对华资本输出和争霸远东作掩护,对被侵略国具有极强的欺骗性,是个彻头彻尾的殖民银行,俄国此举意在攫取路权。苏联历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对此有客观的评价:“在维特的远东政策里无疑包含着帝国主义的一些萌芽,这主要是俄华银行,但基本上这是18世纪—19世纪‘罗曼诺夫王朝’殖民主义侵略政策的继续。只是方式比较复杂了,计划比较有远见了:维特,而且特别是他的同盟者陆军部长(此处译文有错误,应译为陆军大臣——作者注)库罗帕特金(21),幻想通过铁路的修建来实行俄国的殖民政策,以便一下子就把‘帝国’实际上推进到太平洋沿岸。”(22)至此,俄国完成了攫取中东铁路权益的经济准备。

三、俄国攫取中东铁路权益的外交准备

兴建西伯利亚大铁路,将符拉迪沃斯托克同俄国欧洲部分连接起来以称霸远东的计划,早在19世纪80年代已在俄国开始酝酿,并于1891年3月经沙皇批准。在华俄道胜银行正式成立之前,俄国已确定了西伯利亚大铁路假道中国东北的计划。在西伯利亚大铁路动工之前,沙皇政府内部对该铁路在远东一段的走向问题发生过分歧。1887年12月18日,俄国海军上将科佩托夫向皇家工程协会提交了《论横穿全俄的东方大铁路干线的最佳方案》(即“中国方案”),他在该报告中明确提出西伯利亚大铁路通过伊尔库茨克后,应铺向恰克图,然后穿过中国境内的阿巴该图洲渚、齐齐哈尔、吉林、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市)直至乌苏里边区的尼科利斯克村[今俄罗斯乌苏里斯克(双城子)]。经过几番讨论之后,这个方案在1891年被俄国交通大臣胡别涅特否决。

西伯利亚大铁路动工后,俄国采纳了阿穆尔总督杜霍夫斯科伊等人提出的“阿穆尔方案”,即由外贝加尔地区沿石勒喀河和黑龙江左岸至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再沿乌苏里江右岸向南,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维特坚决不同意这个方案,提出采用“满洲方案”。1894年,西伯利亚大铁路已修至外贝加尔地区,经过对西伯利亚大铁路预定经过的阿穆尔地段从斯列坚斯克(23)到哈巴罗夫斯克之间的勘查,俄国发现这条线路所经过的地区地形复杂,气候严寒,施工困难,而且选择这条线路必须“绕行”黑龙江左岸,耗时费力,“得不偿失”。维特提出将阿穆尔弯道拉直,从赤塔经齐齐哈尔直达符拉迪沃斯托克。当时在俄国政府内部对西伯利亚大铁路改向的意见也有分歧。反对派以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卡普尼斯特(24)、阿穆尔总督杜霍夫斯科伊和海军上将齐哈乔夫(25)为代表,主要顾虑列强的干涉以及将来铁路沿线的防卫问题。卡普尼斯特称维特的方案有“巨大的政治冒险性”,因此主张“新楚鲁海图伊(26)—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线路。杜霍夫斯科伊称维特的方案是“历史性的错误”,主张从西向东沿“斯列坚斯克—墨尔根(今黑龙江嫩江)—布拉戈维申斯克”线切下满洲一角,然后沿阿穆尔河铺设,同时从东向西修筑“乌苏里斯克(双城子)—宁古塔—伯都讷(今吉林扶余)”线与中国的关外铁路“山海关—奉天(今沈阳)—吉林”线相迎。如果时机允许,则连接“伯都讷—墨尔根”线。齐哈乔夫指责维特背叛民族利益:“‘满洲方案’一定会给德国和法国对华政策带来好处,而给俄罗斯带来的是破坏和苦难。”(27)

为了打消沙皇的顾虑,维特提出了铁路穿过中国东北方案的几点理由。从经济上看,“齐齐哈尔线比布拉戈维申斯克线路程上短了900俄里”(1俄里等于1.06千米),节省3500万卢布,“铁路不经过阿穆尔不仅不会对远东造成多大损失,相反还可避免与阿穆尔河的航运事业发生竞争”(28),这条铁路将使符拉迪沃斯托克成为满洲大部分地区的主要港口,有助于俄国的商业。从政治军事上看,“它将为俄国提供这样的机会,即:随时可以以最短的路程将俄国军队运送到符拉迪沃斯托克;集中到满洲;集中到黄海沿岸;集中到离中国首都非常近的地方……也会大大加强俄国不仅在中国而且在整个远东的威信和影响,也会对俄国同中国各附属民族之间的更亲密关系做出贡献”。维特甚至断言:“从此以后,没有俄国的同意,任何铁路或支线都不能在中国北部修建。”(29)

由于时任财政大臣的维特在俄国政府中拥有很高的威望,在相当程度上能够左右沙皇在远东政策方面的决策,而且得到了实权派如新任交通大臣希尔科夫等人的积极支持,1895年2月,俄国最终确定维特关于铁路直穿中国东北的方案。这条直穿中国东北的铁路干线就是后来的中东铁路。

维特的观点说穿了俄国提出西伯利亚大铁路穿过中国东北的真正动机,并非像俄国某些学者所讲的仅仅限于“经济扩张”(30),更重要的是政治和军事上的打算,即确立俄国在远东的霸权以及在中国东北的优势地位并削弱日本的威胁,堪称俄国政府既定的十足的侵略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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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ljycsycq 发表于 2014年7月21日 09:03:15 | 显示全部楼层
无论是历史上的俄罗斯,还是现在的俄罗斯,从没见它们为人类作出过什么贡献。只见了它们的强硬、扩张、狡诈和无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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