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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族是个什么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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泓峥牧云 发表于 2014年5月4日 14:34:2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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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族--- ---又称门第、衣冠、世族、势族、世家、巨室、门阀等。门阀,是门第和阀阅的合称,指世代为官的名门望族,门阀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从两汉到隋唐最为显著的选拔官员的系统,其实际影响造成朝廷国家重要的官职往往被少数氏族所垄断,个人的出身背景对于其仕途的影响,远大于其本身的才能与专长。直到唐代,门阀制度才逐渐被以个人文化水平考试为依据的科举制度所取代。

      士族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士”阶层,“士”阶层是中国古代社会中具有一定身分地位的特定社会阶层,后演变为对知识分子的泛称。原来可能指原始社会末期与氏族部落首领和显贵同族的武士,进入阶级社会后,他们成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因古代学在官府,只有士以上的贵胄子弟才有文化知识,故士又成了有一定知识和技能之人的称呼。
      春秋时代,各国之间征战不休,步卒作用增加,车战及武士的作用减小士的地位也出现了上升或下降的变化。有些卿大夫为扩大影响,巩固地位,设法招徕士众以张声势,很多士便投靠到他们那里。还有部分士为解决经济困难去为人办丧事,当赞礼,或经营工商业;也有人从事私人讲学,传授文化知识,从此中国历史上又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文化活动的士。他们游学各国,思想活跃,为中国古代学术领域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促进文化科学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战国时代,争霸和兼并战争更为剧烈,于是朝秦暮楚的游说之士应运而生。他们穿梭于各国间,充当说客,纵横家便是其代表。这时各国封君权贵的养士之风也很盛行。秦汉时期,士的内涵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士,称为士大夫时,可以指军队中的将士,也常常是在中央政权和州郡县供职的官吏的泛称;称为士人时,则一般特指具有较高封建文化素养、从事精神文化活动的知识分子。

       在两晋南北朝时,士族和庶族有严格的区别,而且在南朝时特别严重,是当时极重要的社会现象。

  在君主专制时代,皇帝的嘴叫“金口”,他说什么,臣下都必须照办。但是在这个特定的时期,他也不能消除士庶之别。他可以任命一个庶族人做大官,但不能改变他庶族的身份。

  士族一词中的士,原义是从事耕作的男子,但在西周、春秋时,已经只指王和诸侯国中的“国人”,不包括野人(亦称鄙人、庶人)(西周、春秋有“国”、“野”的区别,都城及其邻近地区为“国”,四郊以外的地区叫“野”。国人和野人的身份有别,前者是统治者的自己人,后者的身份低。只能从事农业生产,没有资格当兵。春秋中叶以后,国野的区别逐渐消泯)。士是农民,也是战士,也可以被推选做官吏。春秋末年以后,士逐渐成为统治阶级中知识分子的通称。野人原来称庶人,以后庶人逐渐成为平民的同义词。《论语·季氏》“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可见春秋后期已经这样用了。

  士、庶两字,由来已久,但是两晋南北朝时的士族和庶族,含义却和上述不完全相同。简括地说,就是把地主阶级的上层叫士族,下层和平民叫庶族。上下层之分又不以官职、财产为准,而依长期以来形成的社会地位为准。上文提到的“士大夫”,这与后世的用法有别,只指士族成员而言(士大夫原义为官吏,见《周礼·考工记序》,也与后世不尽等同)。

  士族也可以叫做世族、高门、势族,但是高门和势族两个名词,后世也用来指当时有势力、有地位的人家。还有望族一词,历代都用,意思是地方上的大族。但两晋南北朝时,这是要受评定才能被公认的。

  素族是个容易引起混淆的名词。它本指门第较低的士族;同时,又有素为世族的意思,王俭死后,宋武帝要依晋王导的先例,谥为文献。王晏反对,说:“自宋以来,此谥不加素族。”王俭是琅邪王氏的成员,门第最高,而王晏(亦琅邪临沂王氏)把他称为素族,即与通常说的素族意义不同。

  此外还有寒门、寒族、寒流、寒人等名词,都指门第低微的人。

  士庶之别是怎么产生的?东汉时,随着大地主阶级的发展,“部分世代官宦的家族,势力日益见大。如汝南汝阳袁氏从章帝时袁安任司空起,四世五人位至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门阀特权自然也决定了官吏的选举。曹丕于受禅前夕,采用陈群的建议,立九品官人法,在州郡设中正,分九等(从上上到下下)评定士人,依其德才选拔录用。这就是所谓的九品中正制度。九品以一、二品为上品,三品以下都是卑品。大致三、四品还勉强可以,再低对仕进的影响就极严重,一般不能做官,只能充吏了。

  中正不敢或不肯得罪当地的门阀势力,所以到了西晋初年、便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象。这样,九品中正制就对门阀势力起了巩固和维护的作用。南朝士庶之别最严,就是因九品中正制发挥得最为充分。

  分别贵贱、士庶,必须稽考谱牒,否则人人都可以假冒。因此谱学成为当时的显学。由于家世与荣辱关系太密切,就难免有人要有意作伪。齐梁帝室自称系出西汉萧何,逐代官位、名讳,都开列得明明白白,陈武帝也自称系出汉陈寔之后,这伪造的痕迹都极明显。梁武帝指出,谱牒常有错误,“冒袭良家,便成冠族”(冠族亦即士族)。

  当时风俗如此,出身寒微的人,即使建立功业,做了大官,也不敢比同世族。刘宋的陈显达,在宋、齐从幢主(幢,本义为旗帜,此为军队建制单位。幢主,低级军官)做到方面大员。他告诫儿子们说:“我本意没有想到会做这么大的官,尔等切勿以富贵骄人!”又说:“麈尾是王、谢家的东西,你们不要学他们拿这种东西!”刘宋屠狗出身的王敬则和王俭同拜开府。王俭对褚渊说:“老子遂与韩非同传。”《史记》有《老子韩非列传》。时人尊重老庄,轻蔑商鞅、韩非,所以王俭有此说法。有人把这话告诉王敬则,王敬则并不生气,说:“我本来只是一个小吏,现在能同王卫军(卫将军,官名)同拜三公,高兴还来不及,有什么可以抱怨的!”从这些事例可知,当时人把门第高下视为理所当然。

  高门大族的人士不需竭智尽心,便可以做到大官,其才能也往往平常得很。在东晋南朝,琅邪临沂王氏除王导、王敦、王彪之等几人外,梁国阳夏谢氏除谢安、谢玄等外,其余各人在事功方面几乎都无所建树。有些大名士徒有虚名,一旦委以重任,往往偾事,殷浩、谢万是两个典型人物。不仅此也,高门大族的人士往往吟啸自高,把国家大事当作俗务,不肯认真办理。这种情形,越到后来越严重,上面列举的王、谢两氏能够建功立业的都是晋时的人,而在宋、齐、梁、陈四朝,一个也举不出,这就可以说明问题了。

  在这种情形下,南朝君主不能不用寒人执掌机要。清代学者赵翼在《廿二史劄记》第八卷《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条中说:“人寒则希荣切而宣力勤,便于驱策,不觉倚之为心膂。”又说:“然地当清切,手持天宪,口衔诏命,则人虽寒而权自重,权重则势利尽归之。”这实在是必然的趋势。至于赵氏认为这种人“持正者少,乘势作奸者多”,则未免过于侧重其中几个著名的奸臣,如陈末的施文庆、沈客卿等。其实寒人中不乏贤良之士,这是不待细说的。赵氏同书第十二卷《江左世族无功臣》条,列举了“立功立事为国宣力”的一大批寒人(其中偶有误列,如晋顾荣,顾、陆为江东士族之首,绝非寒人),说明东晋南朝所赖以“御武戡乱’的,主要是寒人。这两条也充分说明寒人在政治军事上所起的作用。

  这个不涉世务而坐享其成的高级士族阶层是不会有好下场的。身经亡国之痛的颜之推讲这个问题最是透彻。他原籍琅邪临沂,生于江陵,梁元帝时官至散骑侍郎,江陵陷落即成为俘囚,后来逃往北齐,曾任黄门侍郎等官,去世时已在隋朝初年。他是个历尽风波的人士,加以才识优长,对南北世情都看得非常透彻,其言论见于所著《颜氏家训》。书中的《涉务》、《勉学》两篇讲梁朝子弟之弊及其遭遇丧乱时的惨状,极具体也极沉痛。他说:梁朝的贵游子弟,大多不学无术,凭着身份,便可做官,民谚说道:“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即起家可任著作郎、秘书郎)。他们喜欢打扮化妆,“熏衣剃面,傅粉涂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他们穿戴宽衣、博带、大冠,进出靠车辆代步,下地进门要人搀扶,甚至不会骑马。有人见一匹劣马嘶叫,就吓得说:“那是老虎,怎么叫做马!”有个尚书郎骑马,竟有人提出弹劾。很多看起来像个文雅之士的人,作文赋诗,都要找人代笔。

  梁末动乱(指侯景之乱和江陵陷落),这些士大夫顿时陷入了绝境。他们本来连路也走不动,至此却或被驱迫做苦工,或作俘虏跋涉长途,死亡的不知凡几。那些在西魏做奴仆的人,如果以前读过《论语》、《孝经》,主家还往往让他们教子弟读书,至于那些“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颜之推以“勉学”为篇名,用意就在教子弟要留心学问,遇有危难,才能自立。

  当然,在南朝高级士族中,在北方处境优裕的也不在少数,如颜之推、庚信官都做得不小;江总在陈亡之后,也依旧有官可做,然就整个阶层而言,它已是没落的了。

  北方的士族与南方士族很不相同。在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年(496年)定氏族以前,北方的士族并没有受国家的特殊尊重。太和二十年上距永嘉(307~313年)丧乱已经有一百八九十年之久。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北方士族在各少数族领袖的暴力统治下,他们是如何维持其社会地位的呢?

  “过江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他们是南迁士族部分的代表。另一部分士族,如范阳卢氏、赵郡李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等,则在故土坚持,不曾迁走,他们在五胡各国,有官可做就做,有的还很受重视,但往往别有滋味在心头。卢志是晋成都王颖的心腹,永嘉时洛阳陷落,他北投刘琨,在途中遇害。他的儿子卢堪跟着父亲,被汉刘粲俘获留用,也曾历仕前、后赵,但心里一直不痛快。他的曾孙卢玄在北魏太武帝神麚四年(431年)与博陵崔绰等同被起用。其时司徒崔浩要“大整流品,明辨氏族”,他就劝崔浩不要做这种不合时宜的事。崔浩不听,后果然以国史问题遇害。卢玄本来隐居不出,因朝命州郡以礼发遣,不能不出仕,做了官又顾虑重重,他对北魏朝廷显然是有看法的。

  朝廷既不明辨氏族,北方士族只能自尊自重,方法不外乎教育与婚姻。教育包括经学和礼法。陈寅恪先生谓此时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这确是不易之论。否则,在学校兴废无常,且兴亦多限于国都的十六国时期,士族怎能绵延不绝,到神麚四年竟有多至数百的一批人物可供国家征用呢!

  崔浩之死(见第三十三篇)对士族势力是个打击,但是影响并不很大。清河崔氏遇祸的以崔浩的同宗为限,其中崔颐、崔模又以一向与崔浩不睦而得免。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遭殃的,亦以崔浩的姻亲为限。卢玄是崔浩的姻亲(崔浩是卢玄的舅父),出事时卢玄已故。他有五个儿子,长子度世是嫡妻所生,应当连坐,其余庶出四子都不受牵累。度世得讯后就弃官逃亡。太武帝搜捕不得,以为已经逃往南朝,后从刘宋使者口中,知其并未南逃,就下诏赦度世宗族逃亡及籍没者。度世就结束流亡生涯,回朝为官,其事前后不过一年而已。由此看来,这个事件像个风暴,虽有损害,过去以后便完了。

  太和年间定氏族的影响十分深远。世家大族的地位,因得到政治力量的确认,比过去有所加强。孝文帝使六个兄弟娶大族之女为妻,其中除河南王乾娶代郡穆明乐女外,另五人所娶都是中原大族之女。元魏向来盛行族际联姻,皇后就颇多汉人,此后鲜卑贵族与汉族通婚更加频繁,鲜卑贵族改汉姓后,两个民族间的共性更日益增强。

  这种流风余韵,到唐朝还没有完全泯灭。《新唐书·儒学柳冲传》录柳芳论氏族之论甚详。他说,晋南北朝时,“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他又说:“今(指唐时)流俗独以崔、卢、李、郑为四姓,加太原王氏号五姓”。他认为这是不经之谈,其实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柳芳列举的各方大姓,可以认为是到太和定氏族为止的情况。从此至陈亡凡九十多年,又二十年而入唐,前后共一百余年。

  随着南朝的衰落灭亡,侨姓、吴姓都失却了昔日的威风。“可怜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两句诗形象地说明了这个变化。宋、齐、梁、陈四书所收王、谢二氏人物,逐朝递减,说明这两个家族的地位一朝不如一朝。南朝亡后,隋唐两代的统治者再也不会去关心这两个没落的家族了。吴姓中的顾、陆两氏,历代(直至民国时期)名人辈出,号为望族,然而他们都分别是以官宦、财产、学术擅名,而不是自成一特殊的阶层。

  中原和关中的郡姓保持兴旺发达的趋势。隋朝帝室出自弘农杨氏,唐朝帝室出自赵郡李氏。从北魏后期,中经东、西魏,北齐,北周到隋唐,崔、卢、李、郑、裴、韦、柳、杨等氏的人物在政治舞台上一直很活跃。

  “虏姓”是个带侮辱性的词,北朝鲜卑人自己是不会用的。元氏因亡国受的打击很大。其余各姓在这百年左右的期间都很兴旺,到了唐朝,更与汉人融为一体,不知其本为另一民族了。

  南朝士族日益变得腐朽无能,已见上文。国家再要用人,就不能不偏重庶族。《颜氏家训·涉务篇》为“梁武帝父子爱小人而疏士大夫”辩护,就持此论调。庶族对上族的特殊地位,本来视为理所当然,虽有不满,也无可奈何。日子久了,随着庶族地位的上升,士族的特殊地位自然难以维持。前举寒人乞作士大夫之例,都是宋、齐两代的事情,而梁、陈未见,其中消息,可以想见。

  唐初士族地位特殊,已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中。贞观十二年(638年),高士廉等编《氏族志》成书,以崔民斡为第一,这是旧有成见所使然。后太宗命改以皇族为首,外戚次之,崔民斡第三,从此身份标准就以现实政治地位为首选,原有观念日益成为人们头脑中的残余了。  

    隋唐时期士族制度走向消亡。其原因:
    一是隋唐科举制的实施使门第不高的庶族地主通过考试参加到政权中来,摧垮了士族制度的政治基础“九品中正制”;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推行使一部分无地少地的农民得到了一些土地,也保证了农民的生产时间,其禁止无限占田和随意买卖土地的规定,多少起到了抑制土地兼并和保护自耕农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士族制度的经济基础。
    二是唐朝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
    三是农民战争进一步摧垮了腐朽的士族制度。从此,存续了七、八百年的士族制度最终在历史舞台上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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