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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同文馆风波:中日教育的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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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鱼悠悠游 发表于 2014年7月4日 13:00:0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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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派遣留学生方面,中日两国几乎同时起步,效果却迥然相异。

原载《重读甲午》作者系近代史研究者。出版有《辛亥残梦》、《北洋往事》、《1900:北京的春天有点乱》、等十余部著作

中国古话说得好,“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同光年间各军工企业的不尽如人意,无疑与现代科技文化人才的匮乏有着直接的关系。传教士李提摩太曾在回忆录中说,他有一次向李鸿章建议,中国政府应每年投入一百万两白银进行教育改革,但后者的答复是:“中国政府承担不了这么大一笔开销。”李提摩太争辩说:“那是‘种子钱’,将来会带来百倍的收益。”李问他何时能见成效,李提摩太说:“需要二十年,才能看到实施现代教育带来的好处。”“噢!”李鸿章回答说,“我们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

李提摩太是晚清知名传教士,后于庚子年后创办山西大学堂(今山西大学的前身),他说的这次谈话大概发生在1886年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期间,这时离洋务新政已经二十多年了。当然,李提摩太的讲述只是一家之言,因为从李鸿章的早期言论看,他对教育的看法未必如此(后期有所变化另当别论)。

早在1864年,李鸿章在致总理衙门的牍函中即指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可“专设一科取士”。在当时崇尚科举、鄙薄工商的社会氛围下,这一建议无疑有些惊世骇俗了。之后,李鸿章又在论机器局事中再度阐发其观点:“洋人以船炮为性命,不惜倾数千百万之赀财,竭亿万众人之心思,积数百年之动力,乃能精坚若此”,“中土若于此加意,百年之后,长可自立。”1874年《筹议海防折》中,李鸿章提议设立“洋学局”,“分为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气学等数门”,所学如有成效,“与正途出身无异”。可见,当时的李鸿章也不完全是那般的急功近利。

在西强东弱的局势下,清廷也试图有所作为。成立于同治元年(1862年)的京师同文馆即为一例。开办之初,同文馆以旗人子弟为招生对象,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关注,因为其最初设想不过是培养翻译以助对外交涉。孰料恭亲王奕4年后的一个奏折却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并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国近代教育的走向。

奕重视洋务众所周知,他见京师同文馆经办数年未见成效,而当时又急缺洋务人才,于是提出了一个新的设想,即将京师同文馆的职能由外语教学(英、法文为主)转换为语言与洋务并重,以更快培养出适合时代需要的新型人才。

奕乃皇族出身,他对旗人子弟的素质习性素有了解,因而所提办法就是从生源中入手,以便捷的方式选取最优秀的人才。奏折中,奕提出京师同文馆陆续增设天文算学馆、化学馆等新馆,今后的学员将从正途人员中选取,范围是年龄30岁以下举人、优贡及五品以下京外各官。

奏折公布后,立刻在朝廷内外掀起了一场不小的地震,御史张盛藻随后上疏抗议:“天文算法,宜令钦天监天文生习之;制造工作,宜责成工部督匠役习之。文儒近臣,不当崇尚技能,师法夷裔。”在士大夫们看来,让举人、优贡这些正途人员去学习天文算法、营造器械这些上不得台面的事情,简直就是儒林中的奇耻大辱。

张盛藻的贸然上奏遭到奕䜣的驳斥。为表示对天文算学馆的重视,清廷任命了三品京堂、太仆寺卿徐继畲充任总管大臣,而之前的官员都是低级官员,馆内的教习甚至只是月俸八两的八品以下官员。鉴于朝中的保守势力暗潮涌动,奕连续上了两个奏折进行解释:

“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若不从根本上用着实功夫,即习学皮毛,仍无裨于实用。……举凡推算、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倘能专精务实,尽得其妙,则中国自强之道在此矣。”

“若夫以师法西人为耻者,其说尤谬。夫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或谓制造乃工匠之事,儒者不屑为之,……今日之学,学其理也,乃儒者格物致知之事,并非强学士大夫以亲执艺事也,又何疑乎?”

奕说的不无道理,但他在奏折中犯了一个更为致命的冒进错误,那就是把天文算学馆的招生对象进一步扩大为“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等官”,理由是这些人“学问素优”而“差使较简”,如果让他们参与学习必然事半功倍。由此,奕的提议招来了保守势力更加激烈的反对浪潮,而这一次担当大旗的,是文渊阁大学士、同治皇帝的老师倭仁。

倭仁系道光朝进士出身,曾历任大理寺卿、工部尚书等要职,其思想保守固然不假,但他本人是真有学问,时有“理学大师”之名,颇受士林中人的景仰。倭仁对西学很不以为然,对那些主张洋务的官员也很看不惯,譬如外国公使驻京后,朝廷的六部九卿堂官通常会到各国使馆去拜年,既是尽地主之谊,也是一种文化交流。但朝廷大员中,唯独倭仁从来不去拜会外国人。

实际上,一开始就跳出来反对天文算学馆的御史张盛藻即倭仁门生,前一次上奏是否是出于倭仁的授意不得而知,但就观点而言,两人是一致的。这一次,倭仁亲自出马,他在上奏中针锋相对地提出:“天文算学为益甚微,西人教习正途,所损甚大”;“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倭仁的观点与曾国藩颇为接近,后者曾在一篇名为《原才》的文章中指出,少数道德完善的人可以榜样的力量改革社会习俗,正如他的那句名言,“夫为战者,在于人而不在于器也”。倭仁的奏折披露后,守旧派士大夫们立刻将此奉为经典,广为传诵。

不过,倭仁的奏折也不是没有纰漏,那就是这一句:“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奕抓住这句话,说倭仁既认为不必师事夷人,想必有洋务人才推荐,于是他故意上奏朝廷,让倭仁保荐精于西学的中国教师并请倭仁来主持同文馆。或许是一种有意的戏弄,慈禧太后颇为默契地批准了奕的建议,并让倭仁随即到总理衙门任职并主管京师同文馆。

原本大义凛然的倭仁这下陷入了被动,他哪里知道什么洋务,又哪有什么人才可以推荐呢?没办法,倭大学士只好反复称病,拒不就任。等被捉弄得差不多了,慈禧太后才下令免去其任命,倭仁听后长出了一口气,“为之额手称庆”。

老夫子虽被暂时击退,但这场风波所造成的影响是深远的。在守旧派士大夫的鼓噪下,很多有意投考同文馆的官员,最后都打了退堂鼓。结果,同文馆在98位报名者中只录取了30人,而因被录取者的素质太低,很快又被淘汰了20人,剩下10人,最后也只有5人毕业。洋务派本希望通过同文馆培养一批精通西学的中高层官员,这个计划几同夭折。

为此,奕曾不乏愤怒地指出:“当御史张盛藻条奏此事,明奉谕旨之后,臣衙门投考者尚不乏人;自倭仁倡议以来,京师各省士大夫聚众私议,约法阻拦,甚且以无稽谣言煽惑人心,臣衙门遂无复有投考者。是臣等未有失人心之道,人心之失,倡浮言者失之者也。”   

光禄寺卿于凌辰也认为:“天文算学招考正途人员,数月于兹,众论纷争,日甚一日,或一省中并无一二人愿投考者,或一省中仅有一二人愿投考者。一有其人,遂为同乡、同列之所不齿。夫明知为众论所排,而负气而来,其来者既不恤人言,而攻者愈不留余地,入馆与不入馆,显分两途,已成水火。”

自诩国内懂洋务惟“区区一人”的郭嵩焘当时闲居乡里,他在冷眼旁观了这次争论后也是气不打一处来。在他看来,双方“用意不同而同一懵懂,如群盲相遇于道,一无所见”。特别是奕派,郭嵩焘的批评更加严厉,认为其原奏立言悖谬,“无一语不足喷饭”,而其所奏章程,“阅之不胜骇叹”。郭的理由是,奕的办法流露出“取媚洋人”的倾向,“以洋人所授之业为升阶狎侮士大夫,流俗之所争趋,君子之所深耻”,而章程中的“拘禁之令,出入有制,而月一加考试”的办法,是用“督教童蒙”的方式来对待“翰、詹事清贵人员”,这无疑是一种侮辱。更为不智的是,折中称“欲严课程,必须优给廪饩;欲期鼓舞,必当量予升途”,这无异于以“奖叙利禄之名”诱导,为标榜“重气节而轻名利”的士人所不耻。

同为帝师的翁同龢虽也保守,但对于这场风波的无厘头颇为不屑并讽之为“朝堂水火,专为口舌相争”。 在他的日记里,翁同龢记录了一副嘲讽同文馆的对联:“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有好事的士大夫们挖出“同文馆”的“同文”二字,说它“未同而言,斯文将丧”。更有人指责奕的创议引诱儒生为鬼子门徒,所谓“孔门弟子,鬼谷先生”;“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

大体而言,当时的一般士人对西方科技可谓懵懵懂懂甚至是一无所知。晚清大学者王闿运在《论夷务疏》中提出的高论即足以令人喷饭:“火轮者,至拙之船也;洋炮者,至蠢之器也。船以轻捷为能,械以巧便为利。今夷船煤火未发,则莫能行,炮须人运,而重不可举,若敢决之士,奄忽临之,骤失所恃,束手待死而已。又况陆地行战,船炮无施;海口遥攻,登岸则困蹙而击之,我众敌寡,以百攻一,何患不克。……故机器船局,效而愈拙。”

从某种意义上说,“同文馆风波”并非奕与倭仁的个人政争,而是中西文化的首次交战。在这场风波中,因参与的人都是朝中重臣,其争论的效应也由此扩大数倍。就学说而言,倭仁之见仍为传统的治国观点,其对列强的压迫及千年之变局的到来浑然不觉或有意视而不见;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奕的方法不仅不切实际,而且在对付倭仁的办法上,实在有失大臣之体,有耍小聪明之嫌。

事实上,奕䜣建议同文馆从“举人、优贡及五品以下京外各官”甚至从“翰林院编修、检讨、庶吉士等官”中选取学员的做法,不仅急功近利,而且冒进过甚。这些读书人功名已高,多数人盼官心切,科学素养和培养前途几乎无从谈起。最好的办法,是从秀才中考取人才,并在各省普设新政学堂,以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西方科学教育和研究,假以时日,循序渐进,或能有所成就。如此一场乱辩,洋务派没有在舆论上真正把保守主义驳倒(甚至让更多士人加入了反对阵营),由此也未能像日本明治维新一样形成学习大潮。就此而论,这场争论实际上没有真正的赢家,两败俱伤之下,国势依旧沉沦。

由于招不到好学员,京师同文馆对馆内学生待遇极优。京师同文馆出身的齐如山对当年“母校”的典故知之颇详。据他回忆,当时馆中伙食好得不得了:平时吃饭,六人一桌,四大盘、六大碗;夏天另添加一个大海,还有荷叶粥、果藕等等;冬天虽无大海,却增加一个火锅,还分什锦火锅、白肉火锅、羊肉火锅三种,各种羊肉片、鱼片、肝片、腰片及鸡蛋、冻豆腐、佐料等等,应有尽有,吃不够还可再添。当时的正阳楼饭馆也不过如此。更绝的是,非但学生如此,就算有熟人来,也可以留饭,随意点菜,一文钱都不用花。

但就这样,同文馆仍招生不畅。据齐如山回忆,“馆是成立了,但招不到学生。因为风气未开,无人肯入,大家以为学了洋文,便是降了外国。在汉人一方面,政府无法控制,招学生太费事,于是由八旗官学中挑选,虽然是奉官调学生,但有人情可托的学生谁也不去,所挑选者,大多数都是没有人情,或笨而不用功的学生。……这些学生入了同文馆以后,亲戚朋友对于本人,因为他是小孩,还没有什么鄙视,对于学生们的家庭,可就大瞧不起了,说他堕落,有许多人便同他们断绝亲戚关系,断绝来往。……社会的思想,对于这件事情看得这样的严重,大家子弟不但不愿入,而且不敢入,因之后来之招生就更难了。”[ 齐如山:《齐如山回忆录》,第29页。]

相比于同时期的另外两所学校,上海的广方言馆及广东同文馆,京师同文馆尽管地位更高,但成绩上并不出色。同文馆之所以难出成绩,很大程度上应归结于科举制度。科举制度不但吸走了当时最优秀的人才,就连同文馆学员也难免受到影响,甚至有再行投入科考者。如后来中进士、点翰林的汪凤藻即江南制造局下译学馆出身,而福州船政学堂毕业生、后留学英国大翻译家严复也先后参加过几次科考,可惜均以失败而告终。

京师同文馆的萎靡不振,与奕、倭仁当年的那场争论无疑是密切有关的。但可惜的是,这场无谓的争论未能确立同文馆乃至新式教育的方向,反而错失了它的目标。京师同文馆原本应该发展成为“皇家学院”并为全国的新式教育树立典范,但直到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之前,它的贡献与其地位、投入相比都是极不相称的。然而这又是谁的过错呢?

以识字率而言,晚清时期不能说高但也不算低,但和数十万乃至百万计的村塾、书院相比,同光时期所办的新学堂只能说是屈指可数。除前文提到的同文三校(语言类为主)外,当时所办的西学馆不到十家(金陵算学馆、湖北方言及自强学堂、川东洋学馆、台湾西学堂、吉林表正书院、珲春翻译俄文书院),其他新学堂则大多为军事类。除江南制造总局和福州船政局所办学堂外,李鸿章所办的北洋系学堂有天津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及电报、水雷、鱼雷、枪炮、医学堂等。南洋系也办有江南水师学堂、金陵同文电学馆、江南水雷学堂,广东则有实学博学馆及水陆师学堂、水雷鱼雷学堂、电报学堂,加上海军衙门所办的昆明湖水师学堂,全国的洋务学堂加起来也不过30余所(其中还有短期办学的)。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与中国同时期的新学堂数量之少、成效之低相比,日本的教育成就堪称显而易见。“维新三杰”之一木户孝允曾说,“牢不可破之国基者,惟在于人。而期望人才千载相继无穷者,惟真正在于教育而已”。这一结论,也是岩仓具视考察团在欧美游历后的共识。1872年,按“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的目标,明治政府颁布《学制令》并制订了规模宏大的普及教育计划。

按此计划,日本分八个大学区,每学区设置一个大学;每个大学区又分为32个中学区,每区设一所中学;每个中学区又分为120个小学区,设小学一所。如此,全国共有大学8所,中学256所,小学53760所(由于脱离实际,计划后来有所修改)。学制发布第二年,小学在校生132万,入学率28%;1879年,小学达28025所;1883年,小学在校生323万,入学率超过50%;1895年,小学入学率升至61%;1900年后,根据新颁布的《小学校令》,小学免收学费,1907年开始又实行六年义务教育制,入学率已接近98%。[ 孙仁宗:《日本:骤兴速亡的帝国》,第85页。]

早稻田大学创始人大隈重信曾说:“教育于维新之前,局限于武士四十万之间。至维新之后,则普及于全民。”甲午战争前,日本已建有各类大中小学近3万所,以至曾有人说,“日本学堂之密度甚于中国之鸦片馆。”与中国不同的是,明治政府设立了专门机构文部省来全面领导教育改革事业,期间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并建立起完备的国民教育体系,而且在经费上给予充足的保证。如1885年,教育投入占到国民收入的1.78%,占国家行政费的12%,1900年更是超过国民收入总额的2%。

    明治天皇在《五条誓文》中说,“求知识于世界”,实行新教育是国家振兴的关键,也是关乎国运的系统性工程。明治时期的日本教育,实行“政府主导、全国动员、全民参与”的模式,在欧美成功经验的启示下,其中又分基础教育、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三者相辅相成,循序配套推进。在基础教育取得成效之时,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也迎来了黄金时期。

    据统计,从1878-1895年,日本共培养出23100多名大学毕业生,期间东京帝国大学、京都帝国大学、早稻田大学相继创办;到1918年,日本已拥有大学及各类专门学校118所。反观中国,直到1895年才创立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前身,中国最早的工科大学),而1898年创立的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当时还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新式大学。至于近代国民教育体系的革新,还得等到清末新政特别是1905年废除科举之后,两者差距接近30年。

在派遣留学生方面,中日两国几乎同时起步,效果却迥然相异。除派遣军事留学生外(船政局学生如刘步蟾等,还有武备学堂学生如段祺瑞等),清廷从1872年始分4批共派出120名幼童赴美求学。按原规划,幼童们应在美国学习15年并完成大学学业。但不幸的是,这一计划因种种原因而未能继续执行。1881年,在大多数人都未能完成大学学业的情况下,留美幼童被全部撤回,当时只有2人从耶鲁大学毕业(詹天佑和欧阳庚),而另外38人时已进入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瑞萨尔理工学院等院校学习。日本这边,从幕府末期至明治时期,先后向英、法、德等国派出近五百名留学生(均为士族出身),以学习制造、驾驶、矿冶、铁路、桥梁等专门技艺,后来这些人大都学成回国。

没有教育的近代化,就没有日本的工业化。在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获得大发展的同时,职业教育也同样发展迅速,工部省、内务省等多部门均大力兴办实业学校,帝国大学内也都增设技术性科系。曾任文部大臣的日本近代教育家滨尾新即表示:“在我国不是先有工厂,后办工业学校,而是先办起工业学校,培养出毕业生,才计划办工厂。”

各类人才的培养显著增强了日本的科技力量,同时也有力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如1879年开工的京都至大津的铁路、1880年下水的“盘城”号军舰、1890年建成的琵琶湖水利工程及水力发电厂,均为日本自行设计建造。明治维新推行20年后,国内各大企业均大量聘用国内毕业生或留学生,而相应的国外专家陆续被取代。由此可以看出,日本的近代化很大程度上就是教育的近代化,教育上的超越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超越。从明治维新乃至当下,日本无疑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




来源:书摘   金满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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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ljycsycq 发表于 2014年11月29日 12:29:19 | 显示全部楼层
留学是学别人的,学到学不到真东西是一回事,回国后被怎么用又是一回事,当朝执政者的意图才是重要的。在那同一时期,日本是用人改革,国内一片新景象;中国是用人服务,不服务者参加了革命,于是中国一片乱糟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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