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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必须说清楚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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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ljycsycq 发表于 2017年6月27日 10:21:59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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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chljycsycq 于 2017年6月27日 10:45 编辑

后记——必须说清楚的话


北魏灵太后,是一位在中国历史典籍中有很多记载的女人。也是一个背负黑暗,被某些历史名人否定了的女人。
《北史》、《资治通鉴》,《南北史演义》等,及一些传记小说都把她说成是淫荡、祸水式的人物,把她那个时期的坏事都归罪于她。所以她惨死后,被谥为“灵太后”——中国唯一受此封号的皇太后。

小说《灵太后》中的主要内容,基本是遵照相关的史典内容撰写的。只是一些旁杂锁事,是按历史情节推断而写的。
这里的笔墨,记载着一段“历史的真实”(这里突出的是“真实”)。却不一定是那种“真实的历史”(此处突出的是“历史”)。
古往今来,很少有人对历史遗憾,却常常看到遗憾的历史。悠哉,大千世界中的“大千”和“世界”。


南北朝时,北魏后期的这位胡太后,真的是“身世漂摇雨打萍”。她出身于黃河南、泾水岸边的临泾城,是北魏的地方官宦人家。
她因天恣国色,文武双全,被北魏宣武皇帝元恪单独招进宫中。进宫之后,却经历十分坎坷的人生之路。
她进宫,纯属偶然。在宫廷之中,她处处被排挤,因生儿子,险些被处死。又因儿子当了皇帝而荣贵,也因荣贵而升腾于高堂权贵之上。还是因为皇族的利益,她被人推上执政的地位,又被人推了下来。后来,她又一次登上皇权最高层的宝座。因为同样的原因,她在获得最大的权势后,却失败在自己的儿子手中,死得极其悲哀。
她不是创造历史的人,是被历史推着走的人。她是个平常女人,也是个权威的女人。在那种被神化了的皇权中,她不会不为皇权所动。为地位和皇权拼争,是必然结果。地位和皇权把她推向不归路,也是必然结果。
她出身于社会的中层,却达到了至高无上的权力。这种矛盾并且脱节的地位,变换着这个女人的身世。她在权位的时候,为百姓和中华民族做过一些抹杀不掉的事,也必定有不被人接纳的事。
在那个时代、那个环境,在那么一群人、那种复杂的宫廷斗争中,她几经人生的大周折。先后历经了多次生死之险,最终还是没有逃脱因权势而带来的险恶。

但是,如果脱开封建传统的观点,客观的分析她的存在和作用。用历史的真实和现实的观点,来对照她在执政时期的所作所为,觉得实在是一个历史的谬误。

查阅一些古典书籍,诸如《中国历史》、《北史》、《资治通鉴》,及有关《南北史演义》、《中国文学史》、等历史作品和书籍等。书中无一例外的,都说她“淫荡”。但始终都是只举出两个人和她有两性关系,再无旁人。
其中一个,是她与小叔子、清河王元怿。按常规说,她手握皇室大权,又君临天下,年轻守寡;这件事可能有的。要说没有,也不一定客观。
另一个郑俨,则应重新审视。因为,所有的书中,都说这件事“没人知道”。
《资治通鉴·梁纪六》魏传部分载:郑俨“私得幸于太后,人未之知。”而《北史》中,却无此类记载。
唐朝李延寿的《北史》和宋朝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贬低她的依据都是这句“莫须有”的话。后人当然更是按照他们俩的说法,跟着人云亦云了。——这个结论未免太武断!
既然“人未之知”,这两位后世作者,是怎么知道的?既然“人未之知”,就不应该给人家穿上这双“鞋”!
“没人知道”当成定人家罪的依据,这也真是我国历史遗留下来的“国粹”,了。无怪乎后来的秦桧,也发明了“莫须有”陷害岳飞。
还有个别人说,胡太后和李神轨也有事。查遍正史和野史,一直未找到史料根据。实事求是地说话,应该是无稽的栽赃。
还有人把胡太后写的,一首“杨白花”的诗(诗的内容,请见文中。),说成是她的情人。还说杨白花,是杨大眼的儿子,也叫杨华。
查阅史料,杨大眼确实是胡太后的一员大将。《北史·卷三十七·列传第二十五·杨大眼传》载:杨家“有三子,长甑生,次领军,次征南,皆潘氏所生,咸有父风” 。 何来叫“白花”的儿子?后因潘氏不守妇道,杨大眼杀潘氏,再娶元氏。在杨大眼死的时候,元氏刚怀孕。三子杨征南欲射死元氏,被杨甑生制止,元氏涉水逃走。所怀孩子尚不知是男是女,再无下落。即便是怀了儿子,生下时,胡太后也已经不在皇位了。幽灵中的胡氏是不会与婴儿有情的。
查阅所有正规史料,都没有杨白花、或杨华这个人。很明显,又是一个冤案。

胡太后爱美,爱穿一些艳丽的衣服。这本应该是她的地位,以及女人的生理特点和热爱生活的优点。可是在那个封建的社会中,却成了她的罪状。公然被官员当朝批评,也被史料批评。成为她不遵守女德的证据,载入青史。
也许,她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在朝庭公然执政,称“朕”并被人尊为“陛下”的女人。可是因为历史的偏见,这个女人受到了最凶悍的攻击和历史性的劣评。也许,她是唯一被沉入黄河而死的最高统治者,所以至今不被人们认可。


胡太后暨灵太后最重要的罪状,应该还有如下两桩:
一是、说她毒死了自己的儿子——皇帝元诩。
二是、说她诈称皇女为皇子,立为皇帝,欺骗天下。
这两个问题,可以同时谈论。
首先应该明确,当时的皇帝是元诩,不是胡太后。皇帝元诩已经十八岁左右,以他一直在皇位上的脾气,是不可能真心喜欢别人干预朝政的。史料中都明确写出他与母亲的矛盾,他不允许任何人超越自己。他让母亲再次临朝执政,不过是他推卸政务责任的一种手段。
再有就是:明帝身边的亲信“谷会(仕恢)、绍达”,及蜜多道人等都被胡太后清除掉。明帝也要清除太后身边的亲信郑俨和徐纥等,但未得呈。
母子二人互相弄到“清君侧”的程度,也是中国历史中不多见的。
《资治通鉴·梁纪八》载:“魏肃宗(孝明帝元诩)亦恶俨纥等,逼于太后,不能去。密诏荣(尔朱荣)举兵内向,欲以胁太后。”
其中“逼”字,用得非常说明问题。皇帝元诩为了清除太后身边人,使用了“逼”的方法。明显看出皇上是如何对待母亲,如何对待国家大事和官员的。
“密诏荣举兵内向”,“胁太后”……,也都是很说明问题的字眼。
可见母子二人的关系,已经真的是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甚至更严重。
史书中,都把潘嫔生女说成生下皇子的诈骗行为,说成是胡太后所为。
但看史书中所载的事实,似乎又与书中语言和辞句不同。
《北史·卷十三·后妃上·宣武灵皇后胡氏传》载:“郑俨虑祸,乃与太后计,因潘嫔生女,妄言皇子,便宜大赦,改年为武泰元年,复阴行鸩毒。其年二月,明帝暴崩,乃奉潘嫔女,言太子继位。经数日,见人心已安,始言潘嫔本实生女,今宜更择嗣君,遂立临兆王子钊为主,年始二三岁,天下愕然。”
《北史·卷四·肃宗孝明皇帝讳诩传》载:公元528年,“二月癸丑,帝(明帝)崩于显阳殿,时年十九。甲寅,皇子继位,大赦。”接着又说:“乙卯,幼主继位。”
这些记载是说,皇帝元诩死、立皇女为皇帝、重新立元钊为皇帝三件事。
请注意,“癸丑”、“甲寅”、“乙卯”,这是连续三天之内的时间。也就是说:第一天,明帝死;第二天,立皇女诈为皇子;第三天,更改为临兆王二三岁的小儿子钊为皇帝。
“后妃传”中说“经数日”,与“卷四”记载不相符。即便“经数日”,也是不长的时间内。但研究历史的事,应尽量准确。所以对于这样的大事,应以写出具体日子的“卷四·魏本纪第四”中的内容为准。既连续三天,北魏发生了皇帝死、立皇女为帝、改立元剑为帝的三件大事。
胡太后是长期主持朝政的人,难道不知立新君事关天地?事关皇家存亡的大事?她何必在立皇女第二天(或经数日),就立即更改、重立新君?
很明显,胡太后不知道元诩的唯一孩子是女儿,她以为是男孩,所以才立为新皇帝。知道新皇帝是女孩后,立即更正——这才是当时的真正历史。
也很明白,以皇女诈为皇子的事,是元诩和潘嫔干的。元诩这样做,是为巩固自己的帝位,杜绝包括胡太后在内的任何人对政权的觊觎和担忧。
当胡太后知道自己立了一个女孩为新皇帝的事情之后,便立即更正改变。这是要有面对天下人指责的勇气,面对宫廷政局更替,面对自己性命悠关的巨大危险。事实上,也正是这种诚实,坑害了她自己。尔朱荣正是利用这个理由为借口,发兵兴难的。最后,胡太后自己和朝廷,都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

文中所说的郑俨,是胡国珍的旧部参军,是胡家的“家人”。他对胡太后必定忠心不二,对胡太后的儿子元诩皇帝如何,可另当别说。但元诩对郑俨来说,决非外人。依古人的特性,元诩更是郑俨的双重主子。在两个主子面前,郑俨一个奴才,有什么祸可虑?何必阴行鸩毒,毒死元诩?
如果这些欺诈行为都是胡太后所为,为什么胡太后明知元诩未生出皇子,无后续接班人的情况下,还要把元诩弄死?并且是在正月生女之后,二月就毒死了。这种情况下弄死元诩,对胡太后最无益处。把持了多年皇权的她,——不会把自己弄到悬空无依,后继无人的地步。

从历史资料看,元诩的死,只有尔朱荣才能得益。因为在他阴谋之下,和当时他在上党的位置,最好的得呈机会就是皇室混乱。只有皇室混乱,他才能乘机制造更大的政权动乱。虽然元诩曾密诏尔朱荣举兵,但尔朱荣对皇帝并没有什么好印象。他与高欢密谋时,曾有“今天子暗弱,太后淫乱,嬖蘖擅命,朝政不行”的共识,也有高欢多次劝尔朱荣称帝,和他自己欲称帝的事实(以上内容摘自《北史》)。特别是,皇帝元诩也并不信任尔朱荣,不让他轻易进京。
史载:胡太后与徐纥议论尔朱荣的野心,说明太后对重用尔朱荣是持反对意见的。尔朱荣发誓杀死徐纥,也是事实。尔朱荣这样的决心,是一定要除掉胡太后的,一定要清除朝廷中自己当皇帝的绊脚石。他不但清除了胡太后,还清除了著多皇家血统的官员。朝廷命官和社会名流两三千人都被他杀死,宫中人役近两万人被他推进黄河溺死……。密谋杀进皇宫,铸铜祈祷自己当皇帝……。
——所有史料中的记载,都充分说明尔朱荣企图灭掉元氏皇家。
尔朱荣已经皇欲熏心,又是处于最有利于自己的位置。他的形势如“箭在弦上”,不发已经不可能。史料载,尔朱荣突然送女儿进京,显然是有备而来。在这万事具备的基础上,他不可能不往下走。要走下去,就必须制造条件,这是任何人都会想到的事。所以,皇帝元诩只能是尔朱氏家族的一个牺牲品。
在尔朱荣猖獗的时候,尔朱嫔下手鸩毒皇帝,是最能信服人的。后来的史料中,尔朱荣逼元子悠娶尔朱嫔当皇后,也正可以与毒死元诩的事情连接起来。
尔朱荣最后没有当皇帝,不是其不为。而是其认为上帝不让他当皇帝,所以才不得不为。在尔朱荣实施了一系列的篡政行为后,在所谓的新皇帝元子悠的面前,杀了元子悠的两位亲兄弟,又铸自己铜像,公然祈祷自己当皇帝……。
这些事实,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明尔朱荣是忠于元氏北魏朝廷的。


李延寿在《北史》中议论说:“孝明冲龄统业,灵后妇人专制,任用非人,赏罚乖舛。”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更是说:“魏灵太后再临朝以来,嬖幸用事,政事纵弛,威恩不立,盗贼蜂起,封疆日蹙。”
这两段话虽然是说胡太后,但不能不让人深思。那个时期,胡太后是唯一的皇权决策人吗?这样的话都扣在胡太后身上,深刻地说出了胡太后的尴尬地位。在这些大人物的嘴里,胡太后成了与妹喜、妲妃一样的人,甚至比她们更有罪。因为,胡太后无视皇帝,占了皇位,还管了皇家的事。
但事实是:她不是皇帝,龙椅上有皇帝——  一位金口玉牙的皇帝。元诩才是真龙天子,胡太后不过是可汗而已。
这时的皇帝,已经不再是那个不谙世事的小皇帝,而是有自己独立思维的皇帝。他企图暗调尔朱荣进京,充分说明了元诩行使皇权的独立性。
皇帝和太后不和,注定她的任何决定和策略都不可能正常实施。
天下人听的是皇帝的话,看的是皇帝的大印。诏闻天下,发号司令的名义都是皇帝,不是她胡太后。
但在各种史料中,那个时代的罪恶却都是胡太后的,而不是皇帝的。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实,也正是一种不公正心里的表现。
这里,再次为胡太后喊一次:“不公”!


但是,如果给胡太后洗清一身脏水,再重新看她。则是:
她崇敬佛教,尽力地宣传佛教思想,讲究放生。她相信上天,却能下诏废黜民间盲目崇拜的、乌七八糟的牛鬼蛇神。她严格法纲,却是能不杀的人一定不杀。她还能宽宏纳谏,虚心听取直接的批评,在朝庭树立起自己的对立面。
她制造申讼车,出宫为百姓就地办案、申雪冤狱,不许官员拖拉百姓的诉状。
她与王公大臣夫人打成一片,教导皇族奉公守法。朝庭之上,明哲取人……。  
在她的眼里,皇上的弟弟、王公犯法也要惩罚……。可是,这些本应是历史上优秀的政迹,却被历史地写成了她的罪状。
在众大臣的意愿下,她自尊为“朕”,臣下也山呼她为“万岁”。但她不把自己凌驾于人寰之上。她像平常人一样,到臣子家中串门。父亲有病,她像民间女子一样,亲自侍候于病榻之侧。
特别是,她的父亲胡国珍。在女儿当权,外孙为皇帝的时候,不以自己女儿和外孙位尊为天下人主而傲慢奢侈。在自己临死时,还反复告诫女儿和外孙:
你们母子要善待天下人
种种事例,都清楚地告诉我们,这样的女皇决不可能会象历史书籍中所说的那样坏。
在她执政期间,北魏的疆域从淮河以北扩大到了淮河以南、长江一带。也是北魏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这时的宫廷府库充盈,社会相对安定。
郦道元的《水经注》这部千古佳作,是在她的朝庭中问世。
她亲自派出官員和僧人同去西方求取佛經,早于唐玄装120年。她在洛阳修建的永宁寺,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高、最豪华、规模最大的寺院。使北魏当时的礼佛风气盛行,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
北魏曾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大同的云岗石窟和洛阳的龙门石窟。
而在她的时期,正是龙门石窟大举开凿的时候。并且,从艺术手法和碑刻技巧上说,都较云岗古窟大有进步。更加注重民族文化特色和地方特点,为中华民族创造出了流芳百世的奇迹。
《北史》记载,她的父亲胡国珍正是为洛阳龙门石窟工程担任总管。并且因整日操劳过度,在龙门工地上得病而亡故的。
至今留传的魏碑书法,也正是在这个环境和工程中孕育、诞生、成长起来的。
贾思勰是她的臣子,其农业科技书、十卷本的《齐民要术》在她死后五年问世,不能说与她没有关系。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中确认,脍炙人口的《木兰诗》,是当时北魏人传唱的民歌。原稿创作的时间,是在北魏迁都洛阳之后、东西魏分裂之前的时间段中。细查有关史料,在这三十年间,正是胡太后在朝或执政期间。
那么,以她在历史资料中被公认的文学才华而论。尤其是,她作为那个时期的国家元首,是那个时期的代表。又因为她十分推崇文学的发展,并且她的经历,也十分吻合《木兰诗》中所述的“文学境况”。
所以,本文把《木兰诗》,即原先的《木兰辞》的原始草稿,也就是文中所说的《木兰歌》归于她的名下。应该说她是当之无愧的,是能够代表的。
再说,从《木兰诗》的写作特点、诗体内容上看,虽然有随唐时期文人加工过的痕迹;可是那些细腻的别离称呼和对父母的眷恋情感等方面,很容易让人理解为是出于女人之手笔。基于以上的观点,我把《木兰歌》放在小说中,让当时还是胡贵嫔的她写出来,不应该是个笑话。


胡太后虽然没有名正言顺的登基当皇帝,但她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真正的皇权人物。她是那个朝庭实质的皇帝——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坐了皇位的女主。
可惜,她的名字没有记载,有人把她在宫中初期的职名“充华”,当作了她的名字——是个差错。
虽然一些历史书籍对她持否定态度,但她执政期间的一切社会实际,能够说明她是一个明主。
政治形式是表面现象,不是实质。政权的实质,是执政的人。孔夫子说过,看一个人如何,不光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对历史上的人物,当然要看史料对他的记载。但更主要的是,要看在他执政期间都做了什么。他做的那些事,对民族和历史有没有利?对生产力的发展有没有推动作用,或者相反。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历史的检验是一把真正标准的尺子。相信北魏时期的胡太后,是能够经得住这种检验的。
她是一个身不由己的女人,是一个历史的开拓者,也是一个历史的牺牲品。她用善良面对残酷,用佛心面对阴诈。在那个时代,是必然要失败的。所以,虽然她有超人的智慧整治朝纲,却没有超人的力量扭转历史。最后,只能被历史的波浪淹没。
认真地对待历史,胡太后无愧于她的那个时代,无愧于民族的历史。中国人,不应该忘记这个被淹死的女人。但愿她那悲哀的灵魂,得以升华。









《木兰诗》与灵太后


《木兰诗》:
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
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
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
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
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
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
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
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
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
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
出门看火伴,火伴皆惊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
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文学作品常常是带有时代特征的,《木兰诗》这样的长篇歌赋,毫无例外地展现着它的时代印记。
《中国文学史》说:《木兰诗》“大约作于北魏迁都以后,东西魏分裂以前” (人民文学出版社版本,1963年第一版第263页)。
这个时间段的确定,是完全正确的。
公元495年9月份(北魏孝文帝太和19年),北魏正式迁都洛阳。
到北魏孝明帝武泰年(公元528年),胡太后被沉入黄河,共33年。这33年中,正是胡太后居于宫庭或执政期间。此后还有六年时间,北魏分裂成东西两魏。
但胡太后之后的六年时间中,北魏内乱纷扰,杀伐遍地,腥风血雨。在地方军伐尔朱荣导演下,先后有五位傀儡皇帝轮番上位,最终把北魏送入墓地。到公元534年,北魏分裂为东西两个魏朝。
显然,这六年时间是兵荒马乱的社会。主要矛盾,是朝庭权势之争。不可能出现《木兰诗》这种优美的、抗北方入侵的诗歌词赋。
所以,《木兰诗》只可能出现在公元495—528年之间。

在这33年中,北魏宣武皇帝于公元500年登基,然后胡太后进宫。
公元516年(北魏熙平元年),北魏孝明皇帝登基。8个月后,宣武灵皇后——胡太后开始临朝执政。
在此之前,北魏北方的柔然国曾多次骚扰边庭。从孝文帝往后几任皇帝,都曾兴武征兵,讨伐柔然。正是花木兰从军,过黄河、去黑山的环境。
花木兰父亲花弧,年高体弱。木兰替父从军,当然成为千古佳话。

《木兰诗》中:
开头的“唧唧复唧唧”写的很妙,吟诵起来别味深厚。“唧”字,含愁含声,似动似静,读起来感到,欲张欲合,半掩半开。其中以声代心,无限含意都在其中。很容易让人想起卓文君给司马相如写的《白头吟》。“唧唧复唧唧” 很像其中:“凄凄复凄凄”情调。其中“今日斗酒会,明旦沟水头”的表现方法,也在《木兰诗》中尽情尽意。
开头五字,唧字重叠使用,复字连结点意,极尽地表现了一个女人的心思和情感。

北魏经常在春季,举行皇帝亲耕,皇后亲织的仪式。用以鼓励民间男耕女织发展生产,富民强国。北魏的女子不论身份贵溅,地位高低,“当户织”是平常事。不能以“当户织”,认定花木兰是劳动家庭出身。

“军贴”不是给百姓的,百姓当兵不会那么郑重。如果花木兰的父亲是普通百姓,不能让他买马从军,或者他也买不起。再说,如果是百姓当兵,怎能用得着“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这种身份,只符合胡太后出身的官宦人家。

至于“对镜贴花黄”等词句,也很像北魏大户人家的女孩。百姓人家的女儿贴花黄,是要在极特殊的情况下才做的。

《木兰诗》中,共出现两次“可汗”,两次“天子”。其中:“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
“明堂”,是北魏皇庭在新都洛阳的议事大堂。
《北史·卷三·高祖孝文皇帝讳宏传》载:于北魏太和15年(公元491年)冬十月,“是月,明堂太庙成”。
《北史·卷四·世宗宣武皇帝讳恪传》载:延昌三年(公元515年)“十二月庚寅,诏立明堂”。
从这些记载看,明堂正式启用,应该是在公元515年以后。
花木兰上明堂,也从另一角度证实,《木兰诗》只能在此之后——在北魏皇帝正式迁都以后,并且是在“诏立明堂”(公元515年)以后。这时花木兰荣归,“天子”和“可汗”才可能在明堂中接见花木兰。
很明确,天子“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然后是“可汗问所欲”……。
这是明堂之上的连续两个问题,是不同的两个事件。诗中的这种写法,决无笔误的可能。

可汗和天子两个名称,按北方习惯,应该是指皇帝一人。但在本诗中,却分别、并列地各出现两次。非常明显,不是指一个人。
在花木兰朝见时,“天子”和“可汗”是两个人。这种现象,只能是在胡太后执政时期,她与自己的儿子同时登殿时才会出现。
也就是说,花木兰回来上明堂时,是胡太后和元诩两人共同执政的时候。应该是称元诩为天子,胡太后为可汗。
诗中很多词句都可说明,胡太后的在朝时间内,完全符合《木兰诗》的出现时间。


《木兰诗》中,表现一个女子不畏风险,替父从军。她随军队过黄河去北方,艰难征战12年,然后回家的整个过程。诗中,本应表现一些军旅之中的千辛万苦,及刀光剑影中的拼杀。以及一个女人在男人队伍中行军起卧,是非常不易的内容。
但是,写军旅和战争生活,极简单,也没有写女人在军旅中的难处。只重点表述了离去时的依恋,归来时的情义等。对此种感情性的军旅赞歌,不能不让读者想入非非。
    诗歌中,言词情调细腻。字字声声心境逶婉、柔弱。特别是那种柔柔的别离之心、切切的归家之情……。
    其中,人情写照,很容易让人看出一个女人细弱的心里。如:“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女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 ,“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 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诗歌中“去”与“归”,写得私私切切;女人心思十分明了,决非古代男人的笔法。
   “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和“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两句, 也决非泛指。这两段路程,正是胡太后老家临泾到黄河,黄河到黑山的骑马行程。
战场情景描述极少,只廖廖几笔。看出诗词作者没有战场经验和经历,是依照自己想法写的。可能,笔者写作技艺高超,或几经历史改写,精益求精。但是,正因考虑到写者的高明,才想到另一种可能。因为,高者不会有漏笔。
——看样子,《木兰诗》极可能是一个女人写出来的。并且,是一位社会上层女人写的。因为那时的男人,上战场是平常事。不会连战场景象,争杀场面都不写。
但是,官宦人家的女儿去当兵,似乎不用女扮男妆,也不至于这样寒酸。只有下层百姓在无法摆脱兵役情况的无奈之下,才逼出这样的方法。
很明显,是下层百姓女儿,替父从军。上层女人,以此为素材;按自己噫境写出《木兰诗》,来表述自己的心意。

北魏宣武帝灵皇后——孝明帝的胡太后,在朝庭中经历十分坎坷。几次在生死关头,都凭她的智慧在有惊有险之中而无恙。胡太后进宫的前期,是被排挤被妒忌的,要处处小心。但美艳出众,文武双全,箭射钱孔,文采出众,才艺兼赢的女人是挡不住的。
就连贬低她的《北史》也说:“太后性聪悟,多才艺”,“亲览万机,手笔断决”……。她执政时,“造申讼车,时御焉。出自云龙大司马门,从宫西北,入自千秋门,以纳冤讼”(摘自《北史》)。
胡太后怀龙胎后,是冒着被杀头危险的。那时,皇宫中没有皇子,她若生子,必为太子。北魏时政,非皇后生的儿子立为太子,母赐死。胡充华却不畏死,毅然怀孕,并在晚间向天祈祷:愿生皇子,延嗣皇家血脉,宁死不惧。
最后,她凭着善说的口舌,说服皇上废除了皇子立为太子时,非皇后的母亲赐死的旧俗陋规。也是凭她的地位、智慧和才能,在儿子执政时,被公推当堂主政,被称陛下,自己称朕。
胡太后经常在公堂宴会上,令众臣跟随自己赋诗、续句,以增酒兴。这些历史事实,足见她十分爱好诗词文学,一定写有很多作品。
胡太后重视人才,重新起用郦道元,在她的朝庭发表了千古名著《水经注》。她亲自主持科考和辨论,使22岁的中华才子温子昇脱颖而出,成为北魏的历史名人。写《齐民要术》的贾思勰也是她的臣子。可以说,她当政时,是墨客骚人风流倜傥的时代;所以在她执政期间,出现好的文学作品是正常的事,
留芳千古的洛阳龙门石窟,正是在她执政时期大举开凿。她的父亲,就是主管石窟开凿的官员;并因年长体病,死在工地上。
胡太后自进宫以后直到死,也没机会回家看看,她肯定会想家。她当了太后以后,父亲携家进京,她不顾宫庭规矩,出京30里迎接。父亲得病,她床前桌后地伺候,可见她很重亲情。《木兰诗》中的表述,与她离家时的思念,对亲人的情义都那么吻合。

胡太后是被一些历史名人泼了脏水的女人,所以历史名声不佳,保留下来的作品极少。


《乐府诗集》中,录有胡太后一首诗:
“阳春二三月,杨柳齐作花。春风一夜入闺闼,杨花飘荡落南家。含情出户脚无力,拾得杨花泪沾臆。秋去春还双燕子,愿衔杨花入窠里。”
按《梁书》记载,这是写灵太后的情人杨白花的。说杨白花是北魏大将杨大眼的儿子。说是杨白花勇猛无敌、魁梧强壮,后来为避祸端,逃到南梁,改名杨华。
当时的南梁是北魏的死敌,《梁书》对北魏胡太后的记载有多少真实性是可疑的。
《北史》、《资治通鉴》、《南北史演义》等史典,都是否定胡太后的正面性,说她是“祸水”、“淫荡”……。这些史典中,都说了胡太后与男人的两性关系,却没有“杨白花”这个人。这样的记载,应该没必要再回避一个杨白花了吧?
杨大眼确是北魏名将,多次战胜南梁。他有三个儿子,《北史》中有记载,但没有叫杨白花的儿子。《梁书》中凭空生出杨白花,难道比《北史》中被丑化的胡太后还可信?
《杨白花》中语意深奥,含情脉脉,写作笔法都是极高的。诗中以“阳”开头,以后几乎句句有与阳同音的“杨”字。其中“春”字,也有三处之多。似乎思念情人的心情极迫切,但诗意却不完全是这样。硬把杨花说成是杨白花其人,与诗词解释不通。
“阳春二三月,杨柳齐作花”。这个时间不是初春(孟春),是仲春和季春,应该是春花凋零时。杨柳“作”花,不是开花,也不是生花。不管用什么手法,头一句就否定了杨花是人,这种诗句不是写思念情人的手法。时间交待得这样清楚,如果是思情人,难道其它时间就不思吗?
“春风一夜入闺闼,杨花飘荡落南家”。春风夜入闺闼,突出的是女人自己的环境。外面杨花飘荡随风吹走,飘落南家,与室内是两回事。如果此处意思,说是“两地心”之类的解释,让人不能同意。因为杨花与春风终究不是同类,杨花与人更不可同比,只能是比喻人的性格或作风。如果是写思念情人的语句,“春风”和“飘荡落南家”是矛盾的,这样的写法是任何写作的人都不可能犯的毛病。
“含情出户脚无力,拾得杨花泪沾臆。”多么明确的娇弱女人,拾起杨花,思绪万千,方引出泪沾臆。草木无情,却也作花,何人见了此景不感悟?这是思春女子最明确的写意,也是常见的写法。再说,拾起来的杨花,并非“飘荡落南家”的杨花。如果是“睹物思人”的写法,该是想那“南家”的杨花现在如何?不应该是眼前地上的杨花。
“秋去春来双燕子,愿衔杨花入窠里”。是作者思慕大自然的自由和恩爱,以及世事的往复。双燕子,把杨花衔入窠里是作食物或有用处的,不是用来恩爱的。后两句很明确,写飘荡的杨花,是为“双燕子”的幸福,作为铺垫素材的。
这首诗,表面上以杨花为题目,好象写的是杨花柳絮,实际说的是女人自己的心怀和情思。不管怎么解释,只有思春多情,毫无念及情人的意思。
读诗不是只看字面,硬按自己的理解却解释。如果“飘荡落南家”的杨花是男情人去了南梁,此诗就无法解了。古时,历来有用“杨花柳絮”比喻女人,很少用来说男人,更没有比喻勇猛男人的。难道灵太后是把自己比作猛男,把“杨白花”比作细女?可又与字面解释不通呀。
胡太后在宫中多年,除她为儿子执政的几年时间,多数都在幽禁中生活。可以说,她的生活大多是暗淡无光的。她渴望阳光和大自然是真的,渴望自由和女人生活也是真。
如果杨白花是胡太后的情人,则有太多的疑问在诗里。比如:多少恩爱,多少牵挂,多少慰问,多少如何……,则诗不成诗,更不可能留传下来。


权力的压制,淹浸了胡太后的才华和功绩。本来是一首千古好诗,被脏水污染,成了一首淫诗。但是,历史并没有完全埋没胡太后的才华。她高超的文采像雪中的赤金,待到春暖雪化时,必将绽放自己的光辉。
在胡太后的时代,依她的文采和位置,肯定还有更多的诗词作品。
《木兰诗》至少是在她的影响下问世的,或许就出自她的手笔。












关于魏碑字体之我见


魏碑书法的名称,明确地表现出了字体本身的性质和特点——是魏朝用于碑刻的字体。这个魏朝,当然指北魏是毫无争议的。
魏碑字体外方内园,浑厚有力,既有楷书本色,又有隶书风骨。既表现文苑豪放书法,又适应石雕碑刻工程。
石刻工艺之中,楷书、行书、草书笔顺、笔峰抑扬顿挫,虚实不测;隶书虽然工整,刻在石上却软弱无力,都不适合石雕工艺。唯有魏碑字体刻在石上粗犷有力,笔顺匀称,楞角鲜明,园润柔滑,配合石质坚实牢固,真是天衣无缝。

问题是,中国的传统历来是天园地方,男为天,女为地,皇室为天,百姓为地;其规则应该是外圆内方,如铜钱等。而魏碑字体为什么有违传统风格,外方内园?

北魏数百年间,曾多次大举石刻石雕工程。流芳百世的大同云岗石窟和洛阳龙门石窟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不朽的遗迹。其中的碑刻无数,记载着不灭的历史。这样多的大工程,是一定要特别研究石雕字体的,特别是龙门石碑,古魏碑书法已经浑然成体。而先期的云岗石窟中,字体就没有那么明确的外方内园。
《北史》记载,北魏重臣胡国珍不顾年迈体弱,认真地监督洛阳龙门石雕工程,最后竟然死在龙门石雕的工地上。胡国珍是当时的小皇帝元诩外公,是朝庭实际执政的胡太后的父亲。这个胡太后,后来被政治对手沉于黄河而死,并被谥为灵太后。很明显,龙门石窟的开凿是在胡太后执政期间。
当时朝庭让太国丈监管龙门石窟的雕刻工程,可见石雕工程在朝庭心目中的位置何等重要。在这种慎重又尊贵的前题下,魏碑字体的出现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在神化了的皇权朝庭中,一个女人皇权在握,身旁又有儿子高坐皇位;那种政治肯定是既要崇拜母亲,又要恭敬儿子的。形势之下,必然出现既方又园的表征。
史料记载,胡太后在一次宴会上,让大家续诗词,她先说了一句:“化光造物含气贞”,小皇帝元诩接了一句“恭己无为赖慈英”,以后是大臣们续下的恭维词句。“恭”指小皇帝自己,“慈英”指母亲胡太后,明显地反映出当时的朝庭形势。母为子执政,当然是地包天,所以出现了外方内园的态势。
所以,北魏的灵太后对魏碑字体有着功不可没的作用。







郦道元与灵太后


郦道元(446——527),字善长,家中长子。
父郦范,字世则,范阳涿鹿人,祖父郦嵩,天水太守。玄祖郦绍,曾在慕容氏燕国当太守,后降北魏,授衮州监军。
范在北魏太武皇帝公元424——451年间,任东宫给事。公元452年,文成帝继位,赐封永宁男爵位。后接连升为子爵、伯爵,至青州剌史,进侯爵,封冠军将军,及至尚书右丞。公元471年以后,孝文帝执政时,卒于京城。
郦范任职期间,郦道元经常跟随父亲走南闯北。父亲很注意河山的记载文章,并经常考查各地的地理情况。郦道元也跟着父亲考查国家的山河流水,并认真记载,为今后整理成文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北史·卷二十七·列传第十五》记载:
郦道元在北魏孝文帝时,世袭北魏永宁侯。后因朝廷调整官制,由侯爵按例降为伯爵。
郦道元为官时,“执法清刻”(执法清正刻苛),被御史中尉李彪看中,选作书侍御史。后因李彪被孝文帝罢免,郦道元因连坐被免职。
北魏宣武帝继位后,于公元502年左右(景明中),任冀州镇东府长史,并代行刺史“道元行事三年。后来他又调任作鲁阳太守,崇劝学教,周边山蛮之人不敢为寇。为政严酷,吏人畏之,奸盗逃于他境”。宣武帝延昌年中(公元514年左右),任东荆州剌史。依然是“威猛为政,如在冀州”。引起一些人的不满。当地一些蛮人在前任官员怂恿下,向皇廷告状请愿,要求撤换郦道元,再用前任刺史,于是郦道元再次被免职。
魏收撰《魏书,将郦道元列入酷吏”中。似乎当时,对他的评价并不好

公元516年,小皇帝孝明帝元诩继位时,灵太后执政。郦道元先任河南尹,后来,朝廷诏郦道元持节、兼黄门侍郎。八九年后,在孝昌初年(公元525年),灵太后经历了几年的禁锢生活后,重新执政。南朝梁军对北魏发起进攻,又逢北魏彭城刺史叛变。郦道元临危受命,诏持节、兼侍中、摄任行台尚书,节度诸军。在北魏军队的有力打击下,南朝军败后撤,郦道元挥军追讨,斩杀很多敌人。
由于郦道元不惧权贵,很多犯过事的高官受到他的惮劾,也因此受一些大官僚的忌惮。很多大官僚都与他作对,使他的命令得不到很好执行,官僚们却反告朝庭,说郦道元的不是。
皇叔元悦有一个男宠叫丘念,因犯事被郦道元抓入牢中,元悦去求灵太后赦免,郦道元在灵太后的敕令到达之前,抓紧时机杀掉了丘念。他这样处理事件,引来一些皇亲的不满。
尽管朝庭中有很多人反对郦道元,灵太后一直没有再像以前的朝廷那样撤掉郦道元的职,才使郦道元最后完成了《水经注》这部大作。
当时,南朝逃难过来的萧宝寅在雍州当剌史,因他无能,屡吃败仗,怕朝庭怪罪就想造反。一些皇亲大官们也看到了萧宝寅的危险,就极力推荐郦道元去雍州监察萧宝寅。小皇帝不听灵太后劝阻,答应了元悦等皇亲的计谋。结果被萧宝寅派手下将官装扮盗匪,在半路的驿站中,截杀了前往上任的郦道元,包括郦道元的弟弟和两个儿子及一家人,都死在萧宝寅的手里。郦道元面临凶恶,死而不惧,一直怒骂暴徒,不屈就义。事后,萧宝寅装作好人收敛郦道元遗骨,上报朝庭,说是匪患,还得到了皇上的嘉奖。但不久,萧宝寅就举兵反叛,自立为帝,最终被北魏朝庭镇压。

郦道元从小就和父亲一起外出考察,进入仕途之后,先后走过河北、山西、河南、陕西、内蒙古、江苏、安徽、湖北等地。他曾跟随孝文帝巡幸长城、阴山等地,在各地都记叙了很多的文字资料。在当剌史以后,也曾各地调查,写出《访渎搜渠》等记录。这些文字的原始资料,都为郦道元写《水经注》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水经》
三国时期,出现《水经》一书,内容非常简略。《唐六典》注中称,全书只有八千二百多字,共载水道137条。每一条所写的河流都是公式化的发源、流程、入海或汇入什么。例如:“清水出河内修武县之北黑山”  一条河流,十几个字就再没有内容了。
《水经注》
其为《水经》作注而得名也是一部独立的古典名著。这本书对中国的水文、地理、历史等多个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全书40卷,30余万字,全面而系统地介绍了水道所流经地区的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等多方面内容。《水经注》将河流等补充为1252条。如果包括全部的渎等,实际记录有2596条,《注》文超过《经》文二十多倍。


有意思的是,《水经》和《水经注》,都以“昆仑”开始。卷一之中有昆仑墟”、“昆仑虚”、“昆仑丘”、“昆仑山”等。看似《山海经》对这两个作品的影响很大,但《山海经》中的昆仑山,不是我国现在的昆仑山,应该是在巴颜喀拉山一带。
有关资料说,“昆仑”是外来语“昆仑”一词,在各种古代文献中有许多不同的解译。在《水经注》中,《河水》篇中有“昆仑”,都作为地名。但《温水》篇也有一个“昆仑”,却是作为族名的。
《西域记》中有“阿耨达太山,其上有大渊水,宫殿楼观甚大焉。山即昆仑山也。”说明“昆仑山”在梵语中称为“阿耨达太山”。
另外,有:“三成为昆仑丘:三级的土丘称为昆仑丘”之说。
《尔雅·释丘》“丘一成为敦丘,再成为陶丘……三成为昆仑丘。”
晋代郭璞“昆仑山三重,故以名云。”是说:昆仑山有三级,所以叫昆仑丘。
《山海经》把“昆仑”作为一处“方八百里,高万仞”的仙境,《淮南子》也奉合这种说法。
对《山海经》中的一些说法,历史学家司马迁与我们的观点一致。他在《史记》中指出,他不敢认同《禹本纪》和《山海经》之中的神话。


《水经注》看似为《水经》注,实则以《水经》为纲,详细记载了一千多条大小河流自然景观、人文景观和社会景观的书。是中国古代最全面、最系统的综合性地理著作。该书记录了很多碑刻墨迹渔歌民谣等内容,文笔精粹,语言丽,具有高的文学价值。所记述的时间上起先秦,下至南北朝,前后2000多年。包括有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山川胜景、历史沿革、风俗习惯、人物掌故、神话故事等。真可谓是中国6世纪的百科全书,无所不容,也是倍受今人喜欢并重视的历史巨著。
书中,从河流的发源到入海,详细地写明了干流、支流、河谷宽度、河床深度、水量和水位季节变化,含沙量、冰期以及沿河所有的伏流、瀑布、急流、滩濑、湖泊等等都有详细记载。所记湖泊、沼泽500余处,泉水和井等地下水近300处,伏流30余处,瀑布60多处。所记各种地貌,有等,有、沃、平、平隰等;仅地名就有近2000处,所记洞穴达70余处;植物品种多达140余种,动物种类超过100种,各种自然灾害水灾旱灾、风灾、蝗灾、地震等。记载的水灾共30多次,地震有近20次。
书中还记载有:县级城市和其他城邑2800座,古都180座,小于城邑的聚落包括镇、乡、亭、里、聚、村、墟、戍、坞、堡等10类,共约1000处。包括有水运和陆路交通,其中仅桥梁就记有100座左右,津渡也近100处。有大量农田水利资料,记载的农田水利工程名称就有坡湖、堤、塘、堰、堨、覩、坨、水门、石逗等。包括有采矿、冶金、机器、纺织、造币、食品等。所记矿物有金属矿物如金、银、铜、铁、锡、汞等,非金属矿物雄黄硫黄、盐、石墨云母、石英、玉、石材等。记载的大小战役不下300次。
记载各类地名约在2万处上下,其中解释的地名就有2400多处。所记中外古塔30多处,宫殿120余处,各种陵墓260余处,寺院26处以及不少园林等。
《水经注》“写水着眼于动态”,“写山则致力于静态”,“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山水散文集锦,神话传说的荟萃,名胜古迹的导游图,风土民情的采访录”。《水经注》不仅是科学名著,也是文学艺术的珍品。

其中,引几段为例:
《水经注·江水注》中巫峡部分写:“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的缺处。重岩迭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沂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春秋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巇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期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其中“黄牛滩”中写岩石:“如人负刀牵牛,人黑牛黄,成就分明”,说岩石“三朝三暮黄牛如故”。真是写得维妙维肖。
在《河水注》中写黄河:“崩浪万寻,悬流千丈;浑洪赑怒,鼓若山腾”。
在《济水注》中写大明湖:“左右楸桐,负日俯仰。目对鱼鸟,水木明瑟”。
在《滱水注》中写两岸民生的情景:“长歌阳春,爱深绿水。掇拾者不言疲,谣咏者自流响”。
……,……。
——真是千古佳句,绝妙好辞!


郦道元认为,地理现象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经过朝代的更迭,部族迁移,城邑兴衰,自然变故,河道和山川的变迁,名称交替等更易,地理著作必须不断充实和完善。他说:“山水有灵,亦将惊知己于千古矣”。
郦道元为写此书,搜集了大量文献资料,引书多达437种,辑录汉魏金石碑刻多达350种左右,采录了众多民间歌谣、谚语方言、传说故事等,并亲自实地考察,寻访古迹,追本溯源,实事求是地写作。

《水经注》中详细地说明:《水经》说浿水东流,但郦道元没有按人云矣云的方式,顺势抄上去。因公务繁忙,他不能亲去浿水考察。于是他找到当时在北魏出使的句丽国使臣,与那个使臣一起落实他们国内的浿水情况。得到了准确的浿水流向,更正了《水经》中的差误,说明了东北地区浿水向西流的理由。
正如王先谦先生说:郦道元注《水经》,在于“因水以证地,即地以存古”

应该说,在郦道元之前,写中国地理的书籍很多。其中,《山海经》过于虚荒纷乱,《禹贡》、《周礼·职方》除去轮廓不剩什么实质内容,《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郡国志》等记述更不详备,甚至只有名称,……。后人也有写这类作品的,如:地理学家徐霞客等所写作品,都侧重于某个方面。唯有《水经注》,不愧为中华民族地理类的百科全书,配得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赞誉。

郦道元一生勤于读书和著述,《魏书》卷八十九说:“道元好学,历览奇书”,代表作有《水经注》等。郦道元写景用词十分得当,文采精湛“词组只字,妙绝古今”。

历来研究《水经注》者,都称之谓“郦学”,郦学对后人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唐代李白杜甫、柳宗元等人的诗中,都吸收了《水经注》的文学精髓。在柳宗元《永州八记》的文章中,到处可见汲取于《水经注》艺术灵魂的地方。
宋朝苏轼说:“嗟我乐何深,水经也屡读。”
张岱说:“古人记山水,太上有郦道元,其次柳子厚,近时则袁中郎。”
刘熙载亦说“郦道元叙山水,峻洁层深,奄有楚辞《山鬼》《招隐士》胜境。柳州游记,此先导也
日本地理学家米仓二郎称郦道元为,“中世纪,全世界最伟大的地理学家”。
《水经注》,在各朝各代都有多种版本。在《隋书·经籍志》中,有完整无缺本子。在《旧唐书·经籍志》与《新唐书·经籍志》中,均有记载,成为唐朝的国家藏书。在明朝的《永乐大典》中,也被钞录在内。清朝以后的各种版本印刷物,不尽其数。


《水经注》一书的最后完成,应该是在公元525年至527年间。因为:
郦道元于北魏孝文帝期间世袭永宁侯,在此之前一直跟随父亲到处考察,即使有作品,也一定是不成熟的半成品。袭官以后,虽然他也去了很多地方,但因执法清刻,肯定是公务为主,无暇写作。孝文帝后期,郦道元第一次被免职。到北魏宣武帝再启用,大约两三年时间,到公元514左右第二次被免职。不过,这两段被免职的时间都很短。
又过两年时间,北魏孝明帝继位。接着是胡太后执政时,郦道元再被胡太后启用,此时,郦道元一直未担任重要军政大权,显然是对《水经注》的撰写最有利的时间。
到公元525年,胡太后再次执政,郦道元也再次被委以军政重任。应该有十年左右时间,可以充分用于他的写作。
特别是,根据郦道元自己所持,地理类作品必须不断修正完善的观点;《水经注》这本书,一定是在他人生后期封笔的。应该是郦道元一生不断修改,至死才撂笔。他临死前的时间估计是在公元526年左右,既525年到527年被害的时间内,应该是《水经注》最后定稿的时间。








比唐玄奘早120年的西天取经



史料记载,胡太后的姑姑早年出家,修成佛家名人,常在皇宫中讲习佛法。胡太后受姑姑影响,颇懂佛教要领。临朝以后,在北魏皇宫和天下大力弘扬佛法,推崇佛、道、儒三家。她曾给出家人特殊的优厚待遇,由政府给寺院俸禄供养僧人,朝庭曾在一天内批准一千多人出家。
胡太后曾亲派太史令宋云与洛阳白马寺里的法力及慧生等和尚与其它寺院和尚共数十人,从京城出发,经河西走廊前往西域去求取真经。出行时,胡太后为取经者举行了盛大的送别仪式,仅法事就作了三天,最后由胡太后亲自送出京城。
这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由政府派出官员,以“西天”为目的地,与佛教僧人共同去天竺取经的使团,较以后的唐僧去西天取经早一百二十年。
取经途中历经风险,艰苦跋涉,他们从魏国的赤巅出境,行程四千多里,经吐谷浑、鄯善、于阗、喝达、朱居、渴槃陀、克孜尔、钵和、波知、赊弥、乌苌、乾陁、乾罗、高昌、龟兹等国。
后来,因魏国内发生了政权变化,胡太后被囚后宫。宋云没有多年旅行的决心等原因,这些取经人中途而返。这次取经没能到达天竺,成为历史的遗憾。
虽然他们没能走完全部的西天路途,但他们曾在乾罗国取得真经一百七十部,带回国内,为中国佛教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东汉时期,明帝曾派蔡愔等人到天竺去求取真经,却只带回四十二章佛教和佛主释伽牟尼的铜像一尊。后来,他们还在大月氏等地求取了转译的佛家经卷,但终究只是部份佛教内容,更非大乘佛教。东晋法显法师也曾带着十个人从长安出发去西天取经,还在天竺住了三年时间,面见过天竺月护二世王,学得最新度世的大乘佛教中瑜伽系和原来的大乘佛教龙树派的中观系。虽然他对梵语十分熟悉,曾译出一百多万字的梵文佛经,还写了《佛国记》,可惜没能带回大乘派佛教的完整真经。
到胡太后时期,已经又过了一百年左右,西方的大乘佛教又有更新的发展。中国的佛教也是必然要发展的,继续去西天取经是顺应历史的发展。

为光大佛教,胡太后扩建了伊阙口寺庙、白马寺等大型原有寺院。为了彰显理佛诚心,她决心建造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寺院。在崇训宫旁,规模宏大的永宁寺很快就竣工完毕。
这座寺院是中国历史上最大、最辉煌的寺院。永宁寺造型和装饰十分灿烂辉煌,寺内设置备极华贵。寺院建有十九层宝塔,塔身高达四十丈,宝塔上柱又高三丈多。共合现在的一百多米,有四、五个大烟囱高。塔的四面八方都悬挂着精致的铜铃,每当夜深人静,铃锋被风吹动,叮玲玲的铃声可传达到十里之外。寺院灰壁黄瓦琉璃闪光,四周红墙蜿蜒,绿树掩映。真是内藏天外佛陀,莲座霞光无限。佛殿僧堂历历鲜明,炫饰崭新。窗檐檀栋,珠玉锦绣。佛尊菩萨玉面金身,晃如九霄天上刚下凡。寺中仅禅房就达一千多间,内中布置得令人堂目结舌,善缘佛具一应俱全。真个是金盘映日,光照云表,宝铎含风,五光十色。那辉煌境界,天上神仙也会羡慕。
永宁寺的光彩让人惊叹天功巧匠,同时也有人对寺中的辉豪奢华感到咋舌。自汉朝开始,佛教传入中国以来,永宁寺的气派是独树一帜的。当时从波斯国前来祝贺的僧人达摩,看见寺院的规模和装饰,也叹为观止地说:“这里真是极尽佛家境界,再也没有的了。”
当时南方梁朝的皇帝,也非常信奉佛教。在中国的史书中有很多的描述,梁朝也曾与北魏比着建寺尊佛,但始终没能赶上魏国,更没有能与永宁寺这样规模相比的寺院。
寺院落成那天,胡太后带领朝庭中的全部王公大臣和他们的夫人,前来参加开光大典。人们纷纷拈香祈祷,口念太平,那仪式的宏大,震动京城内外,围观者人山人海。
胡太后当众下诏:“凡尼僧士女,不论皇亲国戚、黎民百姓,不分南北东西、不计内外汉夷,只要是真心向佛者,俱可入寺瞻仰。”
一时间,洛阳内外,人流不息,络绎不绝,当天就有近十万人前来朝拜。甚至有的南朝人,听到这个消息也前来洛阳朝拜。
显然,胡太后已经把中国传统的、解救自我的小乘佛教,改成了解救大众的大乘佛教。
北魏随着永宁寺的兴起,崇信佛教的人数剧增。极短时间内,僧尼就从十多万人迅速达到二百多万人,寺院从不足八千增到三万多座,使得崇敬佛教的南方梁朝皇帝自叹望尘莫及。并且,仅洛阳城内城外竟先后建起四十八座大型寺院,全国各地更是佛教盛行。许多西域和南方的僧尼因此纷纷投向北魏来寻造化,仅从西域来的僧人就达三千多人。
北魏这个时期,崇信佛教的程度在中国历史上是出了格的。当时的文人杨衒之写出了《洛阳伽兰记》一书,其中“伽兰”是梵语中佛庙、寺院的意思。书中共有五卷,详细记录了当时北魏和洛阳寺院及佛教盛行的情况,第五卷中主要是写宋云和慧生等人西天取经的事。这本书,给后人留下了佛教在中国历史上最宏大时期的可靠考证资料。
可惜,永宁寺在后来的战争中被焚毁。


神龟二年12月,胡太后“诏除淫祀,焚诸杂神”。她废除多种“牛鬼蛇神”,是为了专重佛法,并以佛教归化百姓。同时她还祭祀孔子,大兴孔学,举办中央和地方多级学子考试,亲自参加并审核考生辩论。

胡太后执政期间,是中国留芳千古的石窟工程——龙门石窟开凿的最重要时间。龙门石窟中,主要内容都是弘扬佛法和佛教的。
胡太后曾为石窟工程多次亲自到开凿工地视察,因谈工程时间晚了,在伊阙口寺院住了一个晚上。她把自己的父亲指派为石窟工地的主管负责人,已经充分证明她对龙门石窟工种的重视和费心。因此,后人在游览龙石窟的时候,是不应该忘记这位龙门石窟的历史功臣的。

胡太后执政的“熙平”和“神龟”五年中,国力相当丰厚,府库堆满为患。出现了“土豪”互相斗富,朝庭重赐臣子财物的现象。皇族元雍、元琛家马槽、窗户都用金银制作,珍珠、宝玉、玛瑙无数。元琛曾说:“我不恨未见石崇(晋人,豪富),但恨石崇未见我”。接着,胡太后被监禁北宫六年,朝政腐败,国事大乱。到她重新执政的“孝昌”三年中,已经无力拨乱反正,再加上她与皇帝的矛盾激起,北魏和她的命运也就走向了末路。






——执政者的作为


有人发表文章,说胡太后是中国最早的女皇……。
我觉得这种说法不准确。一是,古传三皇之中有女娲,既然女娲是皇,就是中国最早的女皇。要是把胡太后说成是女皇,也是第二个女皇。二是,女皇要正式登基继位,有相应仪式;胡太后没有这个过程,她只是临朝执政。三是,称皇帝了,就不能再有别的皇帝;而胡太后身边,是有她儿子那个小皇帝的。

《北史》记载,胡太后临朝执政的过程虽说不太正规,但终究是经过朝庭众议,正式升堂坐殿,才亲自揽政的。也是正式被朝庭称为“陛下”,自称“朕”的皇庭人物。这一点,与一般辅政不一样,与通常的垂帘听政更不一样。所以,有人说她是女皇也不为过。但她终究没有亲披授带,登基大典,皇庭遗诏什么的,是名不正、言不顺的“女皇”。试想,此事若要放在其他皇室男人身上,该怎么样?出现这样的事实,可能与中国封建传统的歧视女性有关吧?也可能与胡太后自己有关吧?
很多史书都说胡太后淫荡,把那个时期的罪恶都归罪给她,把北魏的灾难根源说是她的原因。有人说她的情人叫杨白花,是北魏大将杨大眼的儿子。我在前面的文章中已经说过此事,不再赘述。只把胡太后自己作的诗《杨白花歌》展示一下:“阳春三月,杨柳齐作花;春风一夜入闺闼,杨花飘荡落南家;含情出户脚无力,拾得杨花泪沾臆;秋去春来双燕子,愿含杨花入巢里。”
此诗可见,若杨白花是人名,则不应称“杨花”,而应称“白花”。古人对姓和名分得很清楚,不可能随意拆分名字的。
关于她与清河王元怿及郑俨的奸情,在此也不重复了。只想说,封建帝王家里,哪个皇权人物是清清白白、高尚得像神仙?
说她乱杀无辜,在史料中是极难查得到的。若说她没杀过人,谁也不会相信。在那种动乱的局面里,她的位置决定,不处置人是不可能的。
说她腐败这种话,就不再浪费时间了,皇室如何,谁都知道的。
《北史》载,胡太后上任后,整治官吏,不拘一格考核选人。她曾对官员说:“百姓最苦的事不是吃与穿,是有冤无处说” 。所以她不许官员拖延百姓的案件,并且诏制申讼车,经常坐申讼车出来,亲自听纳并审理百姓申冤,她为方便百姓申诉,每次出行路线是一定的。胡太后的小叔子和大姑姐两个最高皇亲犯法,她命令朝庭按那时的法律处理,并亲自出面教育。她多次亲自出入皇亲国戚家庭,与女卷和官员交往,不摆皇权架子,集中开会告诫他们遵纪守法。
朝堂之上,胡太后独步天下,一言九鼎。特别是熙平和神龟年间,皇帝年幼,不蔼世事;北魏上下所依赖的朝庭指示,全都是从她的御笔下发出。这时的北魏国富民强,府库充盈,以至于一些大家显阔比富起来,甚至有人与前朝巨富石崇比有钱。 据记载,胡太后曾让文武百官按自己的能力任意拿走皇宫库房的绫罗绸缎。一些贪官为了背走绫罗布疋,甚至压断了腿。唯有重臣崔光只取两疋,胡太后问他为什么拿这么少。崔光说:“陛下赏赐,不取不敬。但臣只有两只手,所以只能拿两疋” 。胡太后对着众臣说:“论功劳,谁能比得上崔大人?现在,朕赏赐他一车绫罗绸缎”。在战场上,与南方梁朝的角逐多有捷报,边境已经过了淮河;对北方柔然国的战争,更是节节胜利,步步稳定。
随后,内侍刘腾与皇亲元叉发动政变,假用皇帝的名义,滥杀大臣,囚胡太后于北宫,逼她还政于小皇帝元诩。元叉和刘腾以元诩为傀儡,淫逸骄奢,拉拢死党,排除异己;逼乱外臣,边庭暴乱;以个人代替朝庭,收取重量贿赂,加重民间赋税和徭役。朝庭大臣多次发动政变,死了很多人,也没能推倒元叉。一晃六年,国不成国,官不为官,民不聊生,匪祸丛生。
小元诩在政乱中当了11年皇帝,前5年有母亲替他执政,后六年有元叉以他的名义执政。皇家的本性使他的皇权思维越来越成熟,16岁的他,对傀儡的位置不可能没有一点知觉。所以才想到必须依靠母亲才能坐稳皇位,于是他和母亲一起扫清了政治障碍。他把年号改为“孝昌”,以示恭敬母亲之意;让母亲再次执政,却不让出自己的皇帝位置。让母亲再次临朝这件事的本身,证实了小皇帝的皇权拢断心里。逐渐成熟的元诩会甘心大权继续旁落吗?在这种情况下,胡太后还可能再与以前一样发挥自己的才能吗?皇庭之中各怀己心,宫外世道岂能和谐?人心必然混乱。
孝昌没有孝到底,在皇帝的奸佞亲信被胡太后清理之后,母子的矛盾明显激化。当皇帝把年号“孝昌”改为“武泰”时,充分看出,19岁的皇帝心中下了一个最大的决心,利用外兵清理宫内。
于是地方酋长尔朱荣乘机登上了北魏的皇庭舞台,朝庭重臣和文人被大肆屠杀,仅在黄河溺死的人就有两万多人。重新执政不足三年的胡太后,也是在这种潮流中被葬于黄河。
熙平和神龟年间(公元516——520年),是胡太后最荣耀的时光。正光年(公元521——525年)她被囚于北宫,北魏形势急转直下。孝昌年间(公元525——528年)她在困难中接过朝庭,在与儿子的奋争中挣扎。武泰年(公元528年)她在动乱中死去,从此北魏破败形势不可收拾。
皇帝一生,有被称为明主的,有被贬为混君的。胡太后就是被贬为混君的人,所以被谥为灵太后。依我看,先不管她的名声如何,我们看看她执政时,给后人留下了什么吧,那才是最有说服力的东西。几千年中有无数的皇帝和执政者,在他们执政时,哪一个不是被山呼“万岁”?我们不会完全记住全部的最高统治者,但那些为中华民族留下不朽遗迹的皇帝是永远被后人纪念的。

胡太后在位时,留给中国,留给中国历史的几件大事:
1、 开凿洛阳龙门石窟,为中华民族留下千古业绩;
2、 重新起用郦道元,成就了千古名作《水经注》;
3、 不拘一格选用人才,使22岁的温子升等中国历史名人脱颖而出;
4、 废除淫祀,焚诸杂神,归化百姓思维,极大地发扬大乘佛教文化;
5、 整顿吏治,出了贾思勰这样钻研科技的官员,写出《齐民要术》;
6、 《木兰诗》在她的时代问世;
7、 为适应龙门石窟建设,魏碑字体在她的时代出现;
8、 向西域派出由政府官员带领的佛教取经队伍,早于唐僧取经150年左右
……。
够了,一位统治者能在任职期间,为后人,为国家,为民族的历史留下这么多不朽遗迹,就是一个不朽的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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