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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 辽黄龙府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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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ljycsycq 发表于 2018年8月6日 19:45:5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本帖最后由 chljycsycq 于 2018年8月8日 10:41 编辑

辽黄龙府考


辽国黄龙府的位置,对现代人考查那个时期的历史非常重要。试图还原黄龙府的位置,是很多历史人一直在做的事业。在此,考据如下:
根据新、旧唐书、辽史、契丹史、渤海国志书等史料知,辽黄龙府的建立,是在辽太祖死后的事,是建立在原渤海国扶余城的位置上。后来,这个黄龙府因守将叛乱而废除;过45年后,辽国又在原址的东北方向重新建立一个新的黄龙府,直至辽国灭亡。

在《辽史》中,黄龙府的概念最早见于公元928年。
《辽史》本纪三、太宗上载,天显三年(公元928年)正月,“黄龙府罗涅河女真、达卢古来贡。”
看似,辽太祖死后,辽太宗上任后的三年内,至少公元927年,甚至926年,就已经在东丹国的扶余城设立了龙州黄龙府。再加之这一年(公元928年),辽太宗又在东丹国的辽阳这个地方,由原东平城的名称改为辽国南京(到公元93811月,又改为辽东京)。使得人皇王坐立不安,并于公元93011月,“人皇王浮海适唐”(《辽史·纪三),使得若大东丹国归于辽国的大统一。
公元9262月,辽国东方的渤海国被契丹人灭亡后,改渤海国为附属辽国的东丹国,由辽国的太子耶律倍主管,改渤海上京忽汗城为天福城。另有铁骊、靺鞨、濊貊、高丽、女真等国虽然独立为国,却已经附属辽国。所以,此时的黄龙府和辽国南京城两厢要地地设立,应该主要是防备东方最强的东丹国。

辽国设立黄龙府,是为了扼制东北方向的外国和外族势力,所以选择地点一定是十分慎重的。把黄龙府放在旧扶余城的地方,一是战略重地,二是削弱了东丹国的国力,三是威胁着人皇王的地位。
因辽太宗是辽太祖的二子,是越过了辽国太子耶律倍当的皇帝。这时耶律倍的东丹国有很大的地面,辽太宗不能不防。东丹国扶余城近临原先的辽国边境,是原渤海国的“契丹道”。是渤海国防御辽国的先头重镇,是渤海上京忽汗城的坚强屏障,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原渤海国能防御契丹,契丹自然要利用它防御东丹和东北各国。
在《新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四》中写道:渤海国以“扶馀故地为扶馀府,常屯劲兵扞契丹”。
扶余城既是渤海国的“契丹道”,必然是渤海国上京忽汗城的最主要防御线之一。扶余城必然位于渤海上京龙泉府(忽汗城,是现黑龙江省宁安市东京城)与辽上京临潢府(现内蒙古巴林左旗东南方)的中间,用以阻挡契丹势力的重要防线。
查地图,上京临潢府的位置在北纬44°左右,忽汗城(龙泉府)的位置在北纬44°多一点。从辽上京临潢府到渤海上京忽汗城,二者基本是正西向东方向。二者之间的地理形式是:从昭乌达高原东沿,经东北大平原,到老爷岭西麓。如果在寒冬季节,江河封冻,则无河流水域阻挡,中间道路无大碍,二京之间可直达。
如果扶余城不在这条直线附近,它就失去了“契丹道”的作用,失去了扶余府的意义。使得渤海上京忽汗城,与契丹上京临潢府直接面对;这种情况,决不是渤海国设立扶余“契丹道”的目的,有违历史常识和军事常识。
很明显,扶余府暨黄龙府,是东丹国天福城(既渤海忽汗城)与辽上京临潢府之间的重要军事节点。经查各种史料,以上的说法是站得住脚的。


有说:黄龙府是因辽太祖死于扶余城而设立。比如:《辽史·地理志二》等多处史料中都有记载:“龙州,黄龙府,本渤海扶余府。太祖平渤海还,至此崩,有黄龙见,更名。”
事实并非如此,辽太祖不是死于渤海扶余府,也不是从渤海返回时死去。
《辽史·纪二》中写到:
辽太祖行军到扶余府时是:秋七月,“甲戌,次扶余府,上不豫。是夕,大星陨于幄前。辛巳平旦,子城上见黄龙缭绕,可长一里,光耀夺目,入于行宫。有紫黑气蔽天,逾日乃散。是日,上崩,年五十五。”
这段话,应注意“幄”、“子城”、“行宫”三个概念及表时间的词句。
一是“幄”,是指帐蓬。说明辽太祖到扶余城时,并未进城内。而是住在行军帐蓬内,所以才有“大星陨于幄前”。
二是“子城”,子城是契丹国行宫的子城,不是扶余城的子城。因为此时已经距大星陨于幄前八天时间了,同时要知道的是,此时辽太祖正在行军中。
三是“行宫”,这座行宫在哪里?
这座行宫,决非是扶余城。因为扶余城刚从渤海国收归半年多,所以辽太祖不住城内,而住“幄”中。此时的扶余城不可能设为行宫,更不可能新建行宫。这个“行宫”,是契丹官方公认的行宫,也叫东楼。位于契丹临潢府龙化州的东部,现今辽宁彰武以东,开原、铁岭一带。不在渤海扶余城,更不是辽国龙州,而是在龙化州。
特别是,书中所说是“次扶余府”,而不说“次扶余城”;也许辽太祖所到之处,只是扶余府所管辖的地界,甚至没有到扶余城。这时的扶余城应该归属东丹国管辖,由人皇王耶律倍管理。
《辽史·纪二》还记载:辽太祖从渤海返回时是,三月“甲申,幸天福城。乙酉,班师,以大湮譔举族行。
本史还载,四月辛卯,人皇王耶律倍送辽太祖于伞子山而辞。从此看,辽太祖四月份就已经回到辽上京。那么,辽太祖七月份的行军,只能是辽国巡视性的常规行军。且出发地点应该是上京临潢府,至扶余府的地方而还。
《辽史》地理志一载:“龙化州,,兴国军,下,节度。本汉北安平县地。契丹始祖奇首可汗居此,称龙庭。太祖于此建东楼”。还说辽太祖于“天显元年(公元926年),崩于东楼。”
辽太祖行军到扶余城时是:“甲戌,次扶余府,上不豫。是夕,大星陨于幄前”。说明辽太祖到扶余府时,并未住于扶余城内,而是住于幄内,既帐蓬内。这时,不是辽太祖死的时候。
“甲戍”日到“辛巳”日,是八天的时间,有黄龙“入于行宫”。这八天是辽太祖行军途中的时间,既从扶余城到了东楼。其中的“逾日”,是指过了一天,蔽天的紫黑气散去的日子,这一天是壬午日,才是辽太祖去世的日子。
《辽史·卷二·本纪第二》载:“太祖所崩行宫在扶余城西南两河之间,后建升天殿于此,而以扶余府为黄龙府云。”
很明确,这个行宫就是所谓龙化州的“东楼”。东楼的位置属于辽国上京临潢府龙化州,是汉朝北安平所属故地。而黄龙府所属龙州,是属于辽国东京辽阳府,汉时属扶余国故地。两地虽然不远,但从来就是不同境界和环境的地方。
《辽史》中,主要地方的记载,都是太祖死于行宫,而非扶余城。后来,辽太宗把黄龙府定于扶余府决不是因辽太祖死于扶余城而为之,不过是黄龙府的地位重要,使后人把辽太祖的死与扶余府的黄龙府硬联系到了一起。


龙州黄龙府的设立者,不可能是辽太祖。甚至“辽太祖改扶余为龙州”的说法也有待考证。扶余城因见龙的事件而改龙州,一定是在辽太祖死后的事,应该是辽太宗所为。
黄龙府的位置,与《辽史》中记载的通州和龙州是分不开的。
《辽史》卷三十八,地理志二载:
“通州,安远军,节度。本扶余国王城,渤海号扶余城。太祖改龙州,圣宗更今名。保宁七年,以黄龙府叛人燕颇余党千余户置,升节度。统县四:(通远县、安远县、归仁县、渔谷县)”。
“龙州,黄龙府。本渤海扶余府。太祖平渤海还,至此崩,有黄龙见,更名。保宁七年,军将燕颇叛,府废。开泰九年,迁城于东北,以宗州、檀州汉户一千复置。统州五县三:(黄龙县、迁民县、永平县,益州、安远州、威州、清州、雍州)”。

通州这个地方,是“太祖改龙州”,既辽太祖把这个地方改为龙州(?),辽太宗设黄龙府。公元975年(辽景宗保宁七年),守将渤海人燕颇在黄龙府叛乱,黄龙府被废。到公元1020年(辽圣宗开泰九年),更改为通州。这个地方是扶余国王城,渤海国扶余府。
《辽史》本纪第八,景宗上载:保宁七年(公元975年)“秋七月,黄龙府卫将燕颇杀都监张琚以叛,遣敞史耶律曷里必讨之。九月,败燕颇于治河(现牡丹江),遣其弟安摶追之。燕颇走保兀惹城,安摶乃还,以余党千余户城通州。”
这里的“通州”,似乎在保宁七年就设立了。其实不然,还是“地理志二”说的对。因为在《辽史》中,找不到辽景宗更改龙州为通州的依据。只能是辽圣宗时,因重建龙州黄龙府,才把这里改名为通州。这里所以这么说,是因作者脱脱是元朝宰相,他是用后期已经成立的名称说这个地方。
《辽史》中的龙州,是公元1020年(辽圣宗开泰九年),“迁城于东北”新建的。从引句可知——通州安远县与龙州安远州起码应该是近邻,或者就是一个地方。显然证实,通州与后设立的龙州是多么近。也就是说,先后两个黄龙府的位置是多么的靠近。


黄龙府的具体位置一直争论不休,应该在什么地方?
辽国原先的龙州黄龙府是原渤海国的扶余府,也是除东夫余和北夫余外的扶余王城。这一点,在《辽史》和其他史典中都是一致的。
首先看看辽国灭渤海国时,辽军的行动轨迹,也许能得知(根据《辽史》本纪二内容整理):


按日程记录的辽太祖灭渤海之主要
地 址
辽天赞五年

 暨







12



12
上京临潢府
辽太祖举兵征渤海国。(渤海国王大湮譔)
行军方向——由西向东
闰12

 ——16天后
太祖动身时间应在闰12月以后
闰12
木叶山
祠木叶山

闰12

 ——9天后

闰12
乌山
祭青牛白马(契丹人传统,大事祭)
应该在通辽或双辽一带
闰12

 ——6天后

闰12
撒葛山
射鬼箭(面临渤海国,以示灭渤海决心)
应该在东辽河北端
闰12

 ——7天后
 长平县在此时攻破
闰12
商岭
当夜包围渤海国扶余府(辽建黄龙府)
显然,扶余府位于商岭东侧
闰12

 ——1天后

元年



六年
正月

当天白气贯日
史载:“天显元年正月己未”
正月
扶余城
诛守将,拔扶余城
破城后立即东进


 ——6天后
 6天路程
正月

遇渤海国老相兵,破之。是夜围忽汗城
忽汗城是渤海上京,属龙泉府


 ——3天后
 围城不打
正月
忽汗城外
大湮譔请降

正月
忽汗城南
驻军

正月
辛未
忽汗城南
大湮譔率三百人出降



 ——2天后

正月

诏谕渤海国各郡县,令其服从契丹



 ——2天后

正月

康末怛等13人进城索兵器,被害

正月
忽汗城
大湮譔毁约,复叛。辽太祖攻城,破之。入城,大湮譔再降,以兵押其出城。辽太祖祭天地后出城,回军中。
灭国不屠城,降者不杀,大度。




从前图表见,《辽史》记载的辽太祖行军路线是:
木叶山——乌山——撤葛山——商岭——扶余城——忽汗城
其中:在撤葛山向着东方射鬼箭,说明正式的战争从撤葛山开始。因为射这种鬼箭,一定要抓住敌军俘虏。以俘虏为靶,向着进攻方向射。撤葛山——商岭用了7天,这七天之中有一场长平县之战。辽军到商岭后,当日夜围扶余城。如记载,“丁巳,次商岭,夜围扶余府”。并说,“天显元年春正月……庚申,拔扶余城,诛其守将。丙寅,命惕隐安端、前北府宰相萧阿只等将万骑为先锋,遇湮譔老相兵,破之
渤海国扶馀府,应该就在商岭东侧,不会太远。否则,辽军不可能到了商岭,当晚便去围扶馀城。综合各种资料,辽史中所言的“商岭”,应该在木叶山至忽汗城的连线附近,应该是现在长春市东南方的“奢岭”。古东北地区“奢”的发音,与南方中原“商”发音相似。用汉语写的《辽史》,必然会出现这种现象。辽军从西方来,扶馀城显然在商岭东侧。
扶余城——忽汗城只用了6天的行军时间,其中还打了一大仗。则夫余城与忽汗城的距离,也是可以估计出来的。
按常规,辽太祖的行军路线必定是直接由西向东,直奔夫余城,最终奔忽汗城。辽军必须首先消灭渤海主力军队,既驻军重地扶余府。所以商岭和夫余城的位置,一定在辽上京和渤海上京的直线附近。再说扶余城是渤海国的“契丹道”,也能说明,扶余城位于辽国上京与渤海国上京的直线位置上下。
根据史书记载内容计算,扶余与忽汗城的距离,绝不会超过现在的360公里。这样算,辽军行程也在日平均60公里左右,还不算与老相兵打仗时间。按古代的里程算,辽军日平均行程二百多里路。
忽汗城在现黑龙江省宁安市东京城镜泊湖一带,是无可争议的。显然,渤海扶余府的位置也是非常明确了,既辽国先前的黄龙府位置也就清楚了。后恢复的黄龙府在其东从《辽史》中知,最先的黄龙府与后来恢复的黄龙府,二者是西南至东北方向不远处,也是明确的了。

按有人所说,辽黄龙府在吉林省农安,那么“商岭”在哪里?如果农安是先黄府的位置,那么后黄龙府在哪里?如果农安是后黄龙府,那么先黄龙府在哪里?关于辽宁省开原市之说,根本没必要讨论;那里应该是辽行宫东楼所在地,是汉北安平所包括的地方;这里不可能是汉朝时旧扶余国的王城。如果开原是辽黄龙府,按照辽上京和木叶山、扶余府、渤海上京忽汗城的三个地点的三角关系,辽太祖讨渤海必须发两路兵,一路直奔扶余府,消灭渤海有生力量;一路直逼忽汗城,解决根本问题。但史料中很明确,辽太祖只发一路兵马;直取扶余后,再奔忽汗城。有力地说明了临潢府、扶余城、忽汗城在一条路线上。


另外,辽史地理志一载,辽时的长平县,“太祖伐大湮譔,先得是邑”。并将其部分百姓迁往上京临潢府西北的长泰县。还说:“长霸县,本龙州长平县民,迁于此”。
说明:
一是,长平县是渤海与契丹的前沿,必有重兵把守。射鬼箭后,在撤葛山以东的战役,是辽军出征的第一战。这场战争一定是颇具规模的大仗,不可能是一带而过的战役。
二是,长平县的位置,应该位于商岭西侧。不可能到商岭后,白天打一仗占领长平县,然后当天夜间再围扶余城;这样疲劳军旅,是军家大忌。
三是,辽灭渤海后,以扶余府为龙州黄龙府时,原渤海长平县归属先前的龙州黄龙府。后来,在辽太宗时代大举迁民时,又将龙州长平县两千人,迁于上京临潢府所辖的祖州长霸县。
辽史地理志二还说:“黄龙县,本渤海长平县”。黄龙县是归属后来的龙州黄龙府所管辖,是后黄龙府成立以后划归过去并改名。
——再一次说明,先黄龙府与后黄龙府距离不远。


史料中:
《辽史·卷三十八·志第八·地理志二》中载:“通州,安远军,节度。本扶馀国王城,渤海号扶馀城。太祖改龙州,圣宗更今名。保宁七年,以黄龙府叛人燕颇余党千余户置,升节度”
这里强调的是,通州本扶余国王城,渤海号扶余城。因太祖死时见黄龙,辽国将此地改为龙州。后来辽圣宗时,守将燕颇叛乱,而废除了原先的龙州黄龙府。到辽圣宗时,把这个地方后改为通州。
《辽史·卷三十八·志第八·地理志二中》还载:“龙州,黄龙府。本渤海扶馀府。太祖平渤海还,至此崩,有黄龙见,更名。保宁七年,军将燕颇叛,府费。开泰九年,迁城于东北,以宗州、檀州汉户一千復置,统州五县三” 。
此处所说,是后龙州黄龙府的驻地。是辽圣宗开泰九年(公元1020年)的时候,重新设置的后黄龙府。它不在旧黄龙府原处,而是在原城址(通州)的东北新建龙州黄龙府。
以上两项引句,是说龙州和通州的关系,以及两州的始末。原先的龙州黄龙府,于辽景宗保宁七年时(公元975年),被辽国取消。从此,没有龙州,没有黄龙府,也没有扶余的地名。45年后,到辽圣宗开泰九年,辽国把这个地方改为通州,又在它的东北方向重建龙州,并重新设立黄龙府。关于辽太祖亡故地点和谁改的龙州名称等问题,应该结合全部《辽史》、《契丹史》等内容分析后再结论。


从前面分析知:
公元926年,辽太祖死于此处西南的行宫。紧接着辽太宗时,扶余府被辽国改为龙州,并设置黄龙府。
公元975年,辽景宗时,因黄龙府卫将渤海人燕颇叛变,龙州黄龙府被撤销,并将燕颇余党拘留于原龙州黄龙府的地方。
公元1020年,辽圣宗时,这个地方改为通州,并在通州的东北方向设置新的龙州,并且又重新建立新的黄龙府。直至公元1115年,辽黄龙府被金兵攻占,不复存在。
所以:
前一个黄龙府,存在时间为公元926——975年;是在旧扶馀国王城、渤海扶余府的地方;在现吉林省长春市东南方奢岭的东侧。
后一个黄龙府,存在时间为公元1020——1115年;是在辽通州的东北方不远处,既现在的吉林省吉林市附近。







附件:


前时,有一块“大辽龙州刺史”的金牌,引来多人议论。有人依此谈说辽国黄龙府的位置,也有人说辽国官职……。
这里,也有疑问请教,因没有条件探索金牌的始末,所以也无权说金牌的事。只能从表面看到的内容出发,说几个问题:








一是,从图片看,金牌正面,契丹文字和文饰简明,但不精巧,很粗糙。背面什么也没有,且较粗陋。从表面看,似乎不像是皇家作品。因为从现有历史资料说,辽代的金饰并不粗鄙。契丹人学会了很多唐朝人的精湛冶金技艺,也是一个北方的泱泱大国。一个皇家制作的官员金牌这等粗浅,让人不大相信。
姑且认为它是真的历史遗物,只能浅表地说,这种金牌可能生产于王府以下级别官府的工艺水平。
我不是专家,上面看法只是个人所见,不足挂齿。


二是,辽国黄府前后有两个,前黄龙府所在地后改名为“通州”后黄龙府所在地为文中所说的“龙州”在辽“百官志”中明确为节度使司的通州,应该是先黄龙府所在地是无疑义的关于后黄龙府所在地的龙州是剌史还节度使?查遍《辽史》“百官志”中没有这个州官员职责级的记录。
《辽史·百官志四》中明确说,黄龙府属于辽国“南面大蕃府官”。辽国的南面官职有:京官、地方官,有黄龙府、节度使(如通州等)、观察使(如宁江州等)、团练使(如安州)、防御使(如广州等)、刺史(如东京所属的安远、定理、铁利等37州)、及县令等级不同的职名。另外还有财赋等分司官职和官员,以及所属的军官职称等。另外,还有北面大王府所辖的相应官职,如:黄龙府铁骊军详稳司就属于北面官职。且黄龙府具有镇守辽国东北界的重要职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辽国东北的安全命脉。
在《辽史》中,没有查到龙州主管官员是什么使或什么史、令等。可能是龙州虽然叫州却不单是州,是黄龙府所在地,既不属于节度使司也不称为刺史司。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龙州是黄龙府所有地。龙州的名称随黄龙府的设立而设立。在大辽近二百年的历史中,北府管军,南府管民,官员级别复杂重叠,官僚机构庞大,互相制约,刺史管刺史的事经常发生。另外各个时期又有不同的人事安排,辽国前期的官职记录留下的不多,且多是从个人传记中得到。
若这金牌是真,“龙州刺史”就一定在某个历史时期有既定的职别或辽国前期职称。也可能是黄龙府自己设置的官员职位,或者皇室主管的官员众多,刺史级以下官员的金牌由王府或以下官府制作也是正常的事。
查《辽史》知:龙州下辖:黄龙县、迁民县、永平县,及益州观察使,和威、清、雍、安远四个刺史州。且史料中明确,所辖的五州,直属黄龙府。只有三县,是要有主管部门的。这三县必定不能与五州相同,由黄龙府知事直接主管,所以在黄龙府内设置一个刺史管理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合乎实情的。
龙州职级不容易定,龙州所辖五州中,有一个观察使,四个刺史,三个县令。按理说,龙州级别本应在“使”以上。估计黄龙府没有安排“使”级的资格,只能够安排到刺史一级;所以在史书中找不到,金牌制作工艺水平也上不去。
而曾被废弃的、先前的黄龙府已经改叫通州,则是法定节度使司。辽通州是原渤海国扶余府所在地,也是古扶余国的王城。

三是,史料中所说辽太祖伐渤海时的“次商岭”,指停于商岭,或到了商岭,没有“过商岭”的意思。《辽史·太祖下》说得明白,是指丁巳日到商岭,当夜围扶余城。到商岭的时间是公元925年闰十二月的丁巳日,第二天没有动作,第三天大年初一是己未日,当天白气贯日。拔扶余城的日子是第四天庚申日,不是丁丑日。
丁丑日,是辽军攻克忽汗城的日子,当日大湮譔毁约不降,辽太祖率兵攻克渤海王城忽汗城的日子。
根据时间推算,长平县应该在商岭西侧。在辽军己酉日射鬼箭,到丁巳日抵商岭的八天行军途中。且辽军渡的是东辽河及相邻的多条水道,但因是寒冬腊月,江河封冻,渡河与走平路一样,没有“抢滩上岸”之险。
从辽太祖行军路线:0木叶山—乌山—撒葛山—商岭—夫余城—忽汗城,这个方向看,商岭只应该在北纬43°线与北纬44°线之间。因为辽上京临潢府及木叶山、夫余城、忽汗城都在这个区域之中,不过是东西方向而已。根据东北这个地区的地形地势,辽太祖在冬季征渤海,不可能选择先向东南走,再东北走的曲折行军路线。那样走,是有违人们认识常识和军事常识的。所以先后两个黄龙府的位置是显而易见的。

四是,《辽史·本纪第二十八》载:公元1115年正月,辽皇亲征女真,并下诏约合。但阿骨打回书说:“若归叛人阿疏,迁黄龙府于别地,然后议之”。女真人视黄龙府如眼中钉,急欲拔之而后快。到“九月丁卯朔,女真军陷黄龙府”。史料中没有黄龙府主要官员投降或战死的说明,此时辽国尚未丧失元气,黄龙府大部分官员必定西撤,所携之物也必定是黄金宝物等重器。金牌,更是不可能随意丢失的。所以,金牌出土之处,未必是黄龙府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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